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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3- Lv5阿加莎的小说当年读了不少、还英文的(都得佩服一下自个儿……);话剧这些年累计下来也算看了不少。VanessaCLv52018-11-05
但阿加莎剧搬上话剧舞台已经好多部、好些年了,我却一直没去看,总觉得这么有悬念有趣味/烧脑练智商的过程,要拉长一些享受才好,看(英文)书得好些天,而看剧,两小时就谜底揭晓了…
所以,这《捕鼠器》真是我的阿加莎话剧头一遭。
说实话,阿加莎的剧本应该没啥可说的了,但编剧需要改的更适合舞台、更有戏剧冲突,这是必须的。而《捕鼠器》这点情节花了2小时20分钟,时间稍有点长了。上半部分有些拖沓,完全可以再紧凑些,就可以2小时内搞定。另外,给那个上校的戏份太少,没看出来他干了些啥,也没有铺垫……
最后,还是觉得,悬疑侦探的题材做成话剧就是痛快俩小时;个人还是更偏好人性深刻一点的题材做的话剧,回味更多一些。2回复5赞
Lv4邵斌那剧院版王哈哈Lv42018-09-06
我只能说,这毕竟是一个诞生了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的民族。
以及,所谓言论自由不是粗暴地喊出来的,在反对剧中资本家们枉顾良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反躬自省,过去数十年的发展,我们不是以牺牲环境、健康甚至是公平为代价的吗?对人健康的危害一定大于对人精神的摧残吗?再推广一下,整个世界不都是牺牲着环境、公平,以暴力建立起世界市场的吗?不用急于否定这种方式的合理性,大清朝会在没有坚船利炮的情况下打开大门吗?这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发展还是伦理道德,套用刘慈欣在《三体》里的说法,是给文明以岁月还是给岁月以文明?这个问题不比生存还是毁灭好回答。
就剧本身而言,在导演强大的把控下,表演与导演、经典与当下、癫狂与深思、批判与再批判,臻于完美。回复6赞
Lv6不同的人就喜欢不一样的活法。有人就想拔尖。相信自己有这个本事就要闯出个名堂。有人经历过大起大落。知道守好自己的规矩。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平安一生就是风光。还有人心里知道自己不受待见。好赖就这么活着。可他心不坏啊。晓得朋友义气。都挺好。关键在看待这些事的态度。说到这最喜欢佟四的心态。大清朝下那个颐指气使却也恪守尊卑的贝勒。民国初年想要当年的风光也知道为了生计差使手下领钱。直到丢了祖宗的脸干缺德事。可还晓得留一块门牌给旧人赔不是。哈哈社会主义下还能发挥余热。说真话。没白活。没什么可羡慕的。就心态好。想要过得好没错。可也要能受得了不好。心里有杆秤。即使面对不好也不愧对自个儿能守得住。不至于白茫茫一片啥都没有干净?干净叻二火日文Lv62018-01-30回复3赞
Lv4开心麻花大概真的长在很多人笑点上,前排的前仰后合根本没法固定在座位上,后排的女生笑出了3D环绕立体声的效果。LokikiLv42019-04-03
这让我怀疑对麻花是不是太严格了,程序式套路化的制作,并不一定代表水平低下,她仅仅是不出色。
《窗前不止明月光》与很多年前台湾版的《谁家老婆上错床》,上话的《乱套了》,都采用英国经典喜剧剧本《窗户上的尸体》。讲述了一个选举夜,保守党部长威利与反对党秘书珍妮偷晴,但却意外在酒店窗户的阳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为了摆脱意外,只能把自己的秘书乔治等一系列人全部卷入,最后反而越描越黑,无法收场的故事。
两幕喜剧,有原著剧本便是一个命题作文,麻花发挥了最大优势:绝不冷场。
麻花把铺垫做的更精简,像是开了倍速播放,大概不到半小时,就进入剧情冲突转折区域。之后开足马力一路将谐音梗,本土化,内涵笑话统统砸向观众。还穿插了一些时政段子,比如顺风车,杨永信这些,包袱都响了。
必须承认,当男主开始模仿腾格尔唱《隐形的翅膀》时,我也是笑喷的。太麻花了,但也太好笑了。
还有开场观众互动环节,那位天秀的观众,是最大惊喜。#或者根本是剧组的托?#
放一下#剧场座位视角#
上海虹桥艺术中心
一楼 15排31座
剧场后场左侧视野
#男主从体型到声线都特别特别像徐峥#
#华为手机牛X这个距离能排到这个清晰度#4回复3赞
Lv5lalalalaLv52017-07-28
年幼时接触到的关于歌剧《阿依达》的选段,便是那首著名的“凯旋进行曲”,每次听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眼前都情不自禁地幻化出军队凯旋而归受到民众夹道欢迎的盛况。
年少时因机缘巧合,看过索菲娅·罗兰主演的电影歌剧《阿依达》,藉由索菲娅出色的人物表演,光影对场景画面的大角度再现,配以名家典唱,便对这部威尔第的名作有了深刻而具体的认知,并震撼于那爱情的悲剧性结局。
如今货真价实、美轮美奂的歌剧《阿依达》赫然呈现在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其形式之瑰丽,内容之丰沛,唱段之婉转,影响之绵延,远远超过了独个儿的想象与期许。可以说,这是一场东西方艺术家集体奉献的视觉盛宴,是文明与智慧的结晶,是经典名作与现代舞台艺术的完美结合,与其说是一场演出,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心灵视听的约邀,令人突然有了冥冥之中自有因缘之感,而那久违了的百听不厌的感觉,便再度席卷而来,教人欲罢不能。
此番国家大剧院版的《阿依达》开篇就给人宏大巨制之感,舞美设计精准辉煌且迷人,既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又具有深远的人文价值,还适宜地给出了符合表现这个故事所需要的地域风貌和民族特色。除却第二幕第一景公主寝宫以及第三幕色调呈青紫色的河边场景,总给人梦幻旖旎般的感觉外,其他场景均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和挥之不去的沧桑感。在置景道具的应用上,该剧又做到了灵活多变,如大船的船身又可兼做神庙的大门,当那充满浓郁的地域气息的大门打开时,人们看到了金碧辉煌的神殿内景,并叹服于它的纵深度。
《阿依达》中的经典选段很多,除却妇孺皆知的“凯旋进行曲”,其他如雄壮有力的合唱“光荣属于埃及”;男主人公拉达梅斯的咏叹调“圣洁的阿依达”、女主人公阿依达的咏叹调“祝你胜利归来”及“祖国蔚蓝的天空”等等,都是细腻华美、婉转动听、令人沉迷的唱段。饰演阿依达的女高音和慧,唱腔圆润唯美,表演生动自然,令观众于不知不觉间就被引到距今约3000年前的美丽丰饶的尼罗河畔,并毫无时空障碍地投入到这个充满生死冲突、爱恨纠葛,浸染着圣神与荣耀、信任与背叛、真爱与嫉恨的故事。
歌剧结束于那个众所周知的结局,当恋人相拥着从容赴死时,无数金黄色的细沙簌簌而下,而悔之晚矣的“情敌”公主已在封闭的地牢外祈祷……这一刻,一切都显得那么纯净、肃穆、和谐,且平和,谢默斯·希尼说过:“艺术的终点是和平”,就这点而言,这个版本的《阿依达》做到了。
(约稿)1回复2赞
Lv4笑中带泪,是社会的无奈还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陆莫寒Lv42023-05-15
前段时间看《新剧本》的时候曾有一期是以北京人艺“京味话剧”为专题的栏目,里面这样评价“京味话剧”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就是:用北京语音、北京方言本色出演北京人、北京事、北京的历史及这座古老城市的变迁。而我认为,这部话剧作为其代表作品之一,除以上特征外,他的人物同样极具北京精神,这儿的北京精神不是所谓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而是可以用几个北京方言来形容,即“厚道、局气、牛逼、有面儿”。
从时间上看,《窝头会馆》创作于2012年,是为北京人艺60年献礼的优秀作品,而所谓“京味话剧”的源头应该追溯到老舍先生所在的时代,那么“窝头会馆”可以算是“京味话剧”的第三代作品吧。整个作品构思感觉能看到《龙须沟》、《骆驼祥子》甚至鲁迅的《药》的影子。主人翁苑国钟身上既有祥子的那股子闯劲儿但在命运面前却又不得不低头的悲哀;又有《药》里面华老栓对华小栓的那份儿心。
其实苑国钟父子感情的这条线和《药》几乎是完全一样的,苑江淼,苑国钟的独子,患有痨病。而苑国钟为了给儿子治病可谓家徒四壁,甚至想到用“人血窝头”这样的偏方来给儿子治病。但是作品主线的剧情又是完全不同的,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血是革命党人的鲜血,而民众却不能理解革命党人的鲜血为谁而流,是感慨这种悲哀,社会的悲哀,愚民的悲哀。而《窝头会馆》里的鲜血,是苑国钟自己的血,是一个原本无欲无求做点小本买卖只求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却被这个社会、被“保长”肖启山和他儿子肖鹏达逼上绝路的本分、本有良心却因一时贪念昧了良心、痛恨革命党却期待革命甚至支持革命的等待被救赎的小贩的血,是一个深深爱着儿子的父亲的血。
苑国钟死了。当经历了人生的一切艰难与绝望,他甚至想要死,但是他不能。可是最后,他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在一阵混战中被肖鹏达的乱枪所伤,最后死在了死在黎明前,死在新生儿的啼哭里。故事发生在1948年冬天的北京,苑国钟的命运被笼罩在新中国到来前最后的黑暗里。
无论何时何地忘不了的耍贫逗闷子歇后语张口即来,身上带着胡同窜子的气息,是个标准的北京爷们儿。他明知同屋的韩先生是共党但吃尽苦头也不承认,这是仗义;韩先生死后他明明可以独吞那一大笔经费却天天跑到联络站渴望找到经费的接收人,这是厚道;出租自己的房本靠租度日却在邻居们家家吃不起饭的时候无奈的免了房租,这是局气,是北京爷们儿的担当;该忍忍,该耸耸,不怕保长肖启山,你说这牛不牛逼?在肖启山欺压邻里的时候敢于当面奚落,算不算有面儿!
其实我第二个比较喜欢的人物是田翠兰,她乐观、护犊儿,热心肠、不肯吃亏,刀子嘴豆腐心,特别典型的北京大妈的形象。
谁家的事儿她都管,谁家的忙她都帮。我印象特深就是整个“窝头会馆”的人都害怕患有痨病的苑江淼担心自己被传染, 而田翠兰不但把自己家做炒肝的煤借给穷困潦倒烧不起炉子的的苑家父子还让苑江淼来自己家搭伙吃饭,在苑家父子闹矛盾不说话的时候又主动从中调和,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大妈形象。她泼辣,果敢,护犊儿,却不被她当作儿子看的女婿关福斗所理解,觉得她用身体换房租的方式很可耻很丢人,于是在作品的最后苑国钟意味深长的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明白个屁!你明白……你丈母娘是什么人你都没弄明白!你还明白?乡下闹瘟病她一家儿死了九口儿,她抱着八个月的闺女要饭要不着,找个旮旯铺了块烂炕席,躺在上边儿卖自个儿的肉……你明白吗? 你老丈人把她领回来, 两口子踏踏实实折腾小买卖儿……她看见小淼子饿得嗷嗷叫唤,明知道我儿子是童子癆,搂怀里就让孩子叼她的奶头儿……你明白吗?我抱着我儿子在胡同里走,任谁都躲得远远儿的呀!她也想躲,可她看着孩子挨饿她心疼……就算我这院子烂透了,你丈母娘她没烂!她嘴皮子不饶人,可她心眼儿敞亮……她仁义! ”
必须承认田翠兰这个角色在《窝头会馆》 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编剧刘恒对这个角色的刻画还是后来宋丹丹在北京人艺舞台上对这个人物的阐释都是完美的,绝对的点睛之笔。她泼辣但不是尖酸刻薄,她强势但是同样软弱。她想一心一意踏踏实实做点小生意安然度日,但是社会逼迫着她们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其实一直蛮奇怪的就是那么多和“京味”沾边的作品中,绝大多数作者和导演都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了南城。每次看《窝头会馆》的时候都有一种在老舍先生《龙须沟》里似曾相识的东西,如逢年过节街坊邻居串门般的感受,更加确信《窝头会馆》的创作曾受到《龙须沟》的影响。其实现有京味话剧难免都会受到老舍先生的影响吧,北京人艺这些年着力打造了一系列京味话剧比如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比如《王府井》,却总将故事发生的北京放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味效仿外缺少了现代京味的传统。这与北京文化的缺失密切相关。如果说我们90后还勉强能看懂老舍先生的戏,能感受到过去那个原汁原味的北京城,那么现在的孩子可能真的没有我们这样的运气了。在外来文化逐渐吞噬本土文化的今日,北京文化又将何去何从,多年后缺少了观众的京味话剧会不会就此沉落,值得深思。
这部戏艺术特色与刘恒一贯的风格相符合,一如其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中的表现,用精彩的语言逗乐全场,又以犀利的话语征服观众;用情节暗示剧情,用剧情感动所有人。尤其是那些俏皮话用得特别妙,让观众在笑声背后又感受到了深深的悲哀。在我看来,那既是戏中人物命运的悲哀、社会的悲哀,也是今日文化没落的悲哀。回复赞
Lv3我们似乎处于一个喜剧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晚会小品的辉煌岁月已经远去,但舞台上“开心麻花”式的演出和各类电视喜剧大赛层出不穷。这些作品大多基于几个无伤大雅的误会,小丑似的人物在台上左支右绌。观众哈哈一笑,再次证实自己比剧中人更为高明,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可若仅将现今充斥着荧屏和舞台的“笑剧”当成喜剧,把机械性地引人发笑作为喜剧的唯一功用,未免大大贬低了这一在黑格尔看来足以超越悲剧的戏剧类型。月牙小淑女啊Lv32023-05-14
至少陈佩斯与毓钺就坚信喜剧同样能承载并不轻松的话题。二人首次搭档创作的《戏台》便展现了强权与艺术之间的冲突,以笑声嘲讽权力的庸俗。《戏台》一票难求,既叫好又叫座,可见观众的确期待看到一出真正严肃的喜剧。《惊梦》作为陈佩斯“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从宣发之初便深受关注。而陈佩斯与毓钺也再次超越了观众的期待,《惊梦》毋庸置疑是当今中国舞台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民间逻辑与战争逻辑
《惊梦》延续《戏台》,依旧讲述了一个戏班在民国乱世中挣扎求存的故事。历史悠久的昆曲大班和春社应富少常少坤的邀约,来到平州小城准备演出。怎料刚进平州,一场国共间的拉锯战便在此打响,将戏班困于其间。共产党野战军希望戏班能为战士演出《白毛女》以鼓舞士气,国民党也想用演出来提振涣散的军心。班主童孝璋为了众人的衣食,也为了和春社的金字招牌,只得艰难支撑。
编剧在《惊梦》中展现出超越前作的野心,正面碰触了喜剧较少涉及的一个话题——战争。《戏台》中也有战争。它赋予了军阀洪大帅至高的权力,使他可以随意改戏,决定众人的生死;也最终剥夺了这种权力,在一个必死的境地下解救了全戏班的性命。但《戏台》中的战争是隐形的,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戏院里照样三天戏票全部售空,名角儿还有余裕为情伤神。战争自身的残酷性被回避了,转而表现强权如何侵入这座仿佛遗世独立的艺术殿堂。《惊梦》则完全相反,童孝璋与和春社才是外来的闯入者,一头撞进战争的中心,常少坤修建的古戏台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丝庇护。他们困在枪林弹雨中无处可逃,成为这场拉锯战的受害者,战争叙事便从《戏台》里的隐在转为了显在。
《戏台》将喜剧中较为常见的由误认造成的角色错位作为核心手法。一个荒腔走板的包子铺伙计被没见过世面的洪大帅当成台上的名角儿,众人只能各出奇招来蒙混过关。《惊梦》中也有两次误认,穿着国民党军服外出找粮食的笛师邵武被共产党野战军的战士们当成残余敌军,拿着野战军司令给的通行证要逃出城的小生何凤岐又被军统当作共产党潜伏在城内的间谍,戏班两次被军队围捕。《戏台》中,观众实质上是以笑声对庸俗的洪大帅进行惩罚。但《惊梦》里,观众的笑声却不针对任何一方。穿着敌军军服、拿着通行证的自然可能是敌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战争逻辑。而套上军服免受乱军所害、拿着军方证明以便逃生同样是民间朴素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笑战士们过于神经紧绷,竟把戏班的刀枪把子当成真正的武器;也可以笑戏班众人在政治上太过天真幼稚,但两种行事逻辑都是合理的。
《惊梦》的喜感正是基于民间逻辑与战争逻辑在根本性上的冲突,所以即便误认几乎立刻被解开,故事也依然可以讲下去。陈佩斯饰演的童孝璋遵奉“应了的戏就得唱”这条祖宗定下的规矩,但细究之下,这条决定了童孝璋所有自发行动的规矩其实称不上是戏班的行事准则。当野战军请和春社演出对昆曲演员而言“哪儿都不是哪儿”的《白毛女》时,戏班的文丑坚持“师父没教过的戏不唱”,拒绝出演;当宣传科长提出用时装代替传统行头时,小云玲颤抖着以“宁穿破不穿错”质问童孝璋。这才是戏班的规矩,是艺人对艺术的强烈自尊。相较之下,童孝璋坚持的规矩更接近于买卖人走江湖时讲求的“信义”,允诺了主顾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商品,如此生意才能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他为贯彻这种质朴的民间逻辑甚至不惜破坏戏班的规矩,让众人最终做出艺术上的让步。这位主持着六十年大昆班的班主,实际首先是民间逻辑的化身,其次才是一名艺人。
只有这种最普世的,如同潜流一般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缓缓流淌的民间逻辑受到威胁时,它才有充足的力量去彻底松动战争的敌我逻辑。《惊梦》借由民间逻辑的视角,将战争中的双方从无限小的聚合体还原为无限大的个体,对每一个生命的境遇发出沉重的喟叹,完成了对战争的反思。所以观众无法再找到一个洪大帅般截然的反派,无法通过对某一个人物的嘲笑来缓解危机。因为造成一切危机的正是战争本身,人物不过是裹挟在其中,而观众正是通过笑声发现他们的无力。
二、“喜剧”的忧郁
《惊梦》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处理。和春社稀里糊涂却出色地为野战军演成了《白毛女》,大大鼓舞了士气。于是,当再度占领平州的国民党军官要求演一场能提振军心的戏时,政治上极度天真的艺人们便重演了一场《白毛女》,险些招来杀生之祸。在情报处长下令开枪的千钧一发之际,短暂阻挡死亡的竟是《牡丹亭》里的一支《山桃红》。和春社青梅竹马的小生小旦在生死之际解开误会,无视包围着他们的枪口,自顾自地演唱起这支于他们而言戏里戏外皆是定情的曲子。士兵们也当真被他们的表演吸引,将长官的命令抛诸脑后,放下了手中的枪。
艺术之美竟能战胜暴力,这是一种梦幻式的理想主义。但喜剧的妙处在于,观众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冷静抽离时才会发笑。虽然此时观众笑的是因无法掌控士兵而抓耳挠腮的情报处长,但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其中的违和。我们一边紧张地等待那声必至的枪响惊碎这虚幻的梦,一边徒劳地期望这场美梦能够延续下去。原剧本中,枪响没有来临,艺术之美获得了一次微小却完全的胜利。但演出时,虽然创作者们终究没有舍得将子弹直接射向身在梦中的情人,只是让情报处长朝天放了一枪,可那震耳的响声无疑揭露了艺术之美的脆弱。
《戏台》相信艺术之美是一种坚固的存在。强权即使能用武力短暂侵入它,也必然会沦落为观众的笑柄。但在《惊梦》里,创作者已然发现了艺术之美的脆弱,所以处处展现出一种犹疑与忧郁。编剧笔下的和春社有着与契诃夫的樱桃园类似的象征意味。班主童孝璋、“小云玲”童佩云和小生何凤岐都是理想化的艺人形象,爱戏爱得不问世事。我们也毋需考虑当时早已濒临消亡的昆曲是否可能存在一个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班社,或者说编剧有意识地选择了更为曲高和寡的昆曲作为至高至纯却脱离时代的艺术之美的化身。
而与这种艺术之美对立的是时势。童孝璋自豪地拿出厚厚一本戏单,但一句“战士们看不懂”便彻底打消了他与戏班众人的艺术自信。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出在艺术上“哪儿都不是哪儿”的、夹生的《白毛女》竟然这么叫座。艺人们用考究的穿扮、声腔、文辞筑成的美的高塔在时代大潮面前轰然坍塌,突然就成了不合时宜。和春社在此面临的困惑是永恒且无解的,既是民国末年一个昆曲戏班的困惑,也是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困惑,更是所有艺术在某一时刻必将面临的困惑。当然,编剧仍创作出两位立场不同但真正懂戏爱戏的将领,创作出连昆曲是什么都不知道却不自觉地被“小云玲”的表演吸引的野战军女战士,以保留一丝希望,希望艺术之美即使一时被抛弃也终能拥有超越时势的力量。《惊梦》的结尾极富诗意,漫天大雪中,古戏台独自矗立在战争遗留的废墟之上,和春社为所有逝去的生命正正经经地演了一场戏,演了一折在他们看来真正称得上“戏”的《牡丹亭·惊梦》。这的确是相当美的一幕,可当童孝璋直接面向观众恳切陈情时,创作者们实际上背离了喜剧,开始呼唤观众完全的共情。他们盼望观众同剧中人一起认同、相信艺术之美能凌驾于一切
但我注意到,原剧本中发了疯的常少坤在最后那场为亡灵的演出前是念着《牡丹亭·惊梦》里花神的台词上场,而实际演出时改成了睡魔神的“睡魔睡魔纷纷馥郁,一梦悠悠何曾睡熟”。在我看来,这一改动堪称神来之笔,完全提升了作品的格调。花神以落花惊醒柳梦梅,睡魔神则是引柳梦梅入梦者。一句台词的改动,实则完全颠倒了剧中究竟何者是梦,何者是现实。如果沿用花神的台词,那么和春社此前遭遇的不合时宜不过是战争这一特殊情境造成的噩梦。战争结束,人们终于从噩梦中醒来,艺术之美还能继续散发它恒常的光辉。而改以睡梦神的台词,则尽管童寿璋还在向着观众竭力呼喊,创作者们仍是犹疑地承认了此前的不合时宜才是避无可避的现实,这场超越战争、超越时势以至超越生死的演出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幻梦罢了。
《戏台》或许因其结尾而没能成为一部最优秀的喜剧。不知情的演员没有改戏,仍照着老本子演出。戏班班主看得热泪盈眶,自我感动之余又再次确认了其艺术信仰的崇高性,没能跳脱出来反观自身。《惊梦》却凭着一句台词的改动,以相似的结尾完成了半步的超越。虽然我们仍未能在《惊梦》中找到莎士比亚笔下福斯塔夫那样颠覆一切、真正超脱的喜剧人物,但至少创作者们已经展现出了这个趋向。讽刺的是,创作者在剧中一面自我安慰式地希冀昆曲作为一种美的象征能拥有超越时势的可能,一面又不自知地在最后这场本应充分展现其光辉的演出中让柳梦梅和杜丽娘穿上了渐变色行头。这种完全不符合戏曲基本服化审美的新式行头,恰恰是戏曲焦虑于自身衰落,强行追赶潮流的产物。《惊梦》的创作者们却将其当作昆曲美学固有的一部分来接受与展示,岂不是已经自证艺术之美在时势变化面前的确是无力的吗?回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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