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演唱会,话剧演出最新评价_音乐会,体育赛事热门评论

上半场，当白孝文被鹿子霖设计诱惑，堕落到睡女人、吸鸦片，饿死媳妇，卖田卖房，只能等着祖屋第二天被人拆掉的夜晚，白嘉轩说：“说实话我见不得旁人来拆我的房。房是啥？是祖宗、活人的脸面。我白家，不能让人家来撕祖宗的脸……”

下半场，当当了土匪的黑娃被保安团抓获，白嘉轩请求团长白孝文放了黑娃，孝文说：“大，你这一辈子，脸比命还要紧哪！”白嘉轩说：“你总算明白了，活人活的是脸！”

如此，一个为了“脸面”可以不顾性命的白嘉轩就出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然而，在陈忠实的笔下，鹿子霖派人前来拆房时，白嘉轩极力不动声色地看人拆。当孝武说他明日再盖一幢更体面的房时，白嘉轩拍掌称是：“这就对了！一拆一盖，人就分清了谁是白家的孽子谁是顶梁柱！”他还让鹿子霖把房上拆下来的一切零零碎碎统统拿走：“你替我把眼里的楦头挖了，把那个败家子撵出去了，算是取掉了我心里的圪塔！”

在陈忠实的笔下，当孝武对父亲要救黑娃的决定惊讶不已，说“你的腰杆给他打断了你忘了？你忘了我还没忘！”时，白嘉轩说：“孔明七擒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白嘉轩则“坚定不移”地说：“谁笑我是谁水浅！”

如此对比，我们能很明白地看到两个白嘉轩的差别。剧中的白嘉轩不如小说中的白嘉轩腰杆硬、有定力，也不及小说中的白嘉轩有格局、有仁义。陈忠实看着炽热而广袤的白鹿原和原上人，以及千百年来涵养就的原上传统时，既有批判也有敬重，既带着一双冷眼又怀着一副热肠。他固然看到人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淘洗下无力挣扎的悲剧命运，但在看到这种脆弱和人性的弱点之外，也看到人的精神与文化的力量。这是他对于传统文化和人本身的非常冷静与深刻的思考。

陈忠实在小说的创作手记里写过白嘉轩与白鹿原合而为一的话——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白嘉轩身上有着旧时中国封建文化的愚昧、狭隘与残忍之处，但他的立身之本绝不是“维护脸面”。他为什么这么不能容忍白孝文的堕落？这与他在“反正”之后要求族人背《乡约》是相通的——让族人背《相约》，是他担起了族长的责任，要“教民礼义，以正世风”，将白鹿原变成一个礼仪之邦，使之世世代代延续兴旺；他不能容忍白孝文的堕落，不仅是因为孝文“把尿撒到了祖宗脸上”，更因为孝文作为一族之长，非但不能承履行义务，淳化民风，甚至还要以实际行动败坏民风。极力不动声色地看人拆房，既是“不服软”性格的体现，也是向人表明与这个曾经做过族长的儿子彻底的决裂。拆房之后，他就将白孝文赶出了白家。

至于白嘉轩救黑娃，就更不是为了颜面，为了求得一个“以德报怨”的好名声。看了小说中他与孝武的对话就可得见，这是“仁义”规定了他的。人若悔过当给予重生的机会，作为尊长，应当去挽救他，重造他。剧中这一改，无疑就把白嘉轩改“迂”了，也改“轻”了。

朱先生也是如此。

据说朱先生的原型是儒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儒学发展到后来有很多令人憎恶的不人道的东西，比如对人性的残忍压制，田小娥就是其牺牲品，白孝文也是其受害者。但它有些东西是至今也不过时的，比如宠辱偕忘、淡泊名利、傲骨嶙嶙等人格操守上的涵养要求，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本思想、入世精神和读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等。朱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应邀去南方讲学，却因为不堪南方文人对修学的浮躁虚伪态度而逃回白鹿原；“反正”时期，为了制止西安清兵总督的反扑，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劝说；原上旱灾，民不聊生，他接下发放救济粮的任务，挂着自备的干粮袋行走在赈灾前线，如此清廉、悯民，令人肃然起敬；生逢乱世，他自嘲自己百无一用，潜心编纂县志，在县上停拨款项的情况下，为了付梓送掉了书院的一棵柏树；抗日处在胶着状态时，他须发皆白，还要投笔从戎。黑娃的农协倒了台，田福贤又回来报复，朱先生说“两家子争一个鏊子，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受苦的还是原上人——他看世事多么灵透！与白嘉轩一样，他的身上也有局限性，儒学的很多理念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所以陈忠实“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剧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出自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

由此可见，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固然有时代的局限，但同时也凝住了优质文化的结晶。他们以后者与乱世抗争，终因前者而归于失败，由此而得来更强烈与更深刻的悲剧感，作品才更显厚重。而剧作中他们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几乎被消解殆尽（朱先生抗战一段有所涉及，但因无前面的铺垫而显得生硬），白嘉轩被演轻了，朱先生被演轻了。

非但如此，鹿氏兄弟与白灵也被演轻了——

鹿兆海护送白灵出逃一场，编导让鹿兆鹏登了场，鹿兆海与哥嫂的矛盾不知不觉从原著中的信仰对立，“八卦”成了三角恋情下的妒恨。在原著中鹿兆海终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肯退让，不得已与白灵分手，最终战死在抗日疆场；然而在这场围绕“兄夺弟妻”问题展开的争执中，鹿兆海变成了一个为了与白灵厮守情愿抛弃自己信仰的人。鹿兆鹏也从原著中那个为了革命信仰殚精竭虑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僵化的符号。原著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被组织安排与白灵假扮夫妻，而剧作中他明明知道这一点还要瞒着白灵。这倒真给兆海的指责提供了事实依据。至于编导在这场争执中安排的，貌似为了揶揄而存在的搞笑台词，更是冲淡了这“信仰之争”的庄重与悲壮的气氛——这是鹿兆海在剧中的最后一场戏，接下来，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青年”就要身赴国难，永垂不朽了；而白灵也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如此搞笑揶揄，又何尝是对坚持信仰者应有的尊重！

戏剧的改编创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主创人员对于原著确实可以做出自己的解读。但任何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都面临一个是否秉承原著精神内质的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能有更高的境界，则更是观赏者之幸运。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此版话剧的改编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比之这个遗憾，因为小说时间跨度极大、事件繁杂、人物众多而造成的结构松散、情节上头绪多、忙于交代事件而疏于人物塑造等问题，都显得比较次要了。犹记得2017年乌镇戏剧节上演的经典剧作——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给我的启示：想让戏剧动人心魂，最根本的依靠，永远是一颗深刻、温柔、悲悯、高贵的，能够深刻理解作品的心。如果不能深入走进一个作品的心底，一切导演手法的运用就会无可避免地显得浅薄而轻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