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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国际艺术节青年创想周邀约剧目，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成果《挣》于2018年10月26日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剧场上演，2018年10月30日-31日在光影车间·静剧场上演。

制作人：孙文文、编剧：齐名、导演：程佩弦、副导演：魏子程，主演：刘一君、李锶沛、赵一兰、杨竣棋、袁真一、董炫含、杜程朗。

导演：程佩弦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13级导演系。

参与创作作品：

佛教肢体剧《婆娑》，米其林公益安全主题话剧《以爱之名安全出行》，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合作话剧《信仰的力量》，亲子音乐剧《云宝》，其他话剧作品《窝头会馆》《霸王别姬》《天使来带巴比伦》，音乐剧《妈妈咪呀》。

编剧作品：《套中人》《天堂的眼泪》。

表演作品：话剧《皆大欢喜》《无人生还》《不要担忧》《百无禁忌》《暗恋桃花源》《女人统治世界》《尸语者.法医秦明》《天使来到巴比伦》《起飞在即》《驯悍记》，音乐剧《原野》，电视节目《金星秀》，雅哈咖啡广告。

编剧：齐名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2011级戏剧创作专业，上海戏剧学院2015级MFA戏剧影视编剧。

主要作品：

原创话剧《初雪》《毒药与蜜糖》《谁打翻了我的火锅》《红桥》，改编话剧《杏仁豆腐心》，论坛剧《他乡与故乡》，网络剧《好色千金》，电影《鲶鱼小姐》《旅行清单》，微电影《追“星”》，广告片《人为什么要坚持》。

看这部话剧主要是因为有活动赠票，所以去看一下这部原创话剧是否好看。豆瓣没有该剧条目我已亲自申请增加，言归正传讲剧目。（观后感涉及部分剧情，请谨慎阅读！）

剧情简介：

故事讲的是青梅竹马的恋人王万山与改花因为随迁分离，相约守候彼此却因缘巧合错过，改花嫁作他人妇。多年后，王万山等来了改花的女儿刘宝儿，命运轮回，他卷入与刘宝儿断不清的情感纠葛中。是爱屋及乌还是真情流露，为爱守候还是为爱放逐？

多年后，刘宝儿的儿子王思慧成年时再遭遇爱情选择时，感受到来自父辈祖辈的印记和枷锁。家族血脉通过基因传递延续，每一代人对真情的选择都隐隐相息。为挣破上一代传递的情感枷锁，所有人都做出了自我放逐式的挣，试图挣出宿命轮回。

主要人物：

王万山是名老兵，手巧、善吹口琴。曾与教书女青年改花相恋，为她学习识字，二人因故分离不能成眷属，直至遇到与恋人如出一辙的少女刘宝儿，陷入复杂的情感纠葛中，最终为护卫恋人之女，在刘宝儿身上倾注了未完成的寄托。

刘宝儿身材娇小，性格果敢、炽热、明快。在与父亲老战友王万山相处时，被他的坚韧稳重吸引，大胆追求，为爱放逐，最终因为无法面对情感枷锁弃子而去。

导演程佩弦称有些事就像是一只气球，不能戳，一戳就破了、就泄了、就散了……生命如此、生活如此、甚至历史也一样…

故事中的他们在挣扎，看故事的我们在挣脱，而我们所“挣”的不是命运，不是生活的压迫，而是自我。就像歌里唱的，“月光光，照四方，娃娃心里有话讲，空一场，空一场，深埋心头入梦乡”。

故事中的他们，对待命运，有的是欲言不语，有的是不平则鸣，但祖辈的故事，父母先人的纠葛，到头来挣脱命运，真正重新开始的，也就只有被宝儿保护着的王思慧吧…

故事的背景主要在上山下乡时期男主的村庄，以及90年代的上海改花家。（剧中提到思慧参与建设的东方明珠是1991年7月30日动工，1994年10月1日建成的）

这部有年代感的戏出自一位年轻编剧之手让我惊讶，毕竟那个年代她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且那是个特殊的时代，很多人的命运无法自己掌控。我们通过电视剧《孽债》、《活着》、《霸王别姬》等影视剧可以看出敏感时期当时生活的艰难，也明白“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这句话做起来的不易。

通过剧中舞蹈队友与年轻刘宝儿划清界限以及小郑的趁人之危都可以看出，无论什么年代雪中送炭的人永远比锦上添花的人要少。

本剧我觉得其实讲述的是三代人的时代悲剧：改花遵从父命没有选择嫁给爱情，老年痴呆后一直想起年轻时喜欢的万山。宝儿虽然敢于表达感情，但是为人单纯的她在家庭巨变下失了方寸被渣男所骗。思慧进城务工一心想扎根大城市自由恋爱，同时苦苦寻找自己的生母。而关键人物万山既没有和改花在一起，也没有接受刘宝儿的感情。还帮忙养育宝儿之子思慧，自己却终身未娶。

但是从这三代人身上可以看出，一代比一代对于自己人生和情感的追求更加有主见。改花象征着婚姻大事听从父母之命的那一代，刘宝儿这一代已经主动表白喜欢的对象，到了思慧这一代对于婚姻自主选择否决了家长的意见。

时代在变迁，人的思维和观念也在变迁。在茫茫人海中遇到所爱之人实属不易，对于缘分应该牢牢把握。爱情理应是婚姻的基础，如果以其它东西作为基础或错误选择可能会抱憾终生。

此次看演出时我的位置当中靠前视角不错，能够清晰看清演员的表情和肢体动作。表演时演员打破了第四面墙从过道经过，使得和观众的互动感很强。

包括部分沪语台词的插入很有亲切感（脏话除外），真实还原了过去弄堂局促的生活环境。在这种环境下邻居们经常互帮互助，但同时生活隐私也容易被传得人尽皆知。通过画外音邻居出言调戏可以看出，刘宝儿的身世以及大龄剩女的身份别人似乎略知一二。

剧中演员们表现中规中矩，其中我觉得道貌岸然的小郑表现很有喜感和渣感。大多数演员可能是怕用力过猛显得浮夸，所以在表演时有点拘谨、不是很放得开、导致代入感有所欠缺。

剧中通过几次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交代了故事前后的因果关系，同时展现了人物的命运。我认为导演在安排剧情的叙述过程中采用了闪回平行剪辑模式，将现在与过去来回穿插叙事。剧中多次采用了老年改花的回忆作为切入点，但实际戏份主要在刘宝儿和王万山身上。因此这点设计上我觉得容易给观众造成歧义，应该以中年刘宝儿的回忆作为切入点更合适。

剧中改花哼唱的《月光光》是首客家童谣，由于受各地生活环境影响有不下数十种歌词不同的版本。在本剧中这首童谣的作用我认为是烘托老年改花对往事的眷恋，体现了一种遗憾和怀念之情。

剧中服化道和灯光设计都很用心，服装很有年代感符合时代特色。舞台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布置芦苇荡主要代表了王万山的家乡，下层主要代表了老年改花和中年刘宝儿在上海的家。灯光的明暗变化在现在与过去的时空穿插中淡入淡出切换着剧情，配合了回忆过渡的效果。

剧中改花年轻时织的那条红色围巾王万山天寒的时候会用，让他带着对昔日恋人的思念。刘宝儿也碰巧织了一条红色围巾，带着她对王万山的爱慕之情。两条围巾对于王万山来说一条代表的是得不到的感情，一条代表的是不能接受的感情。

“心里有座坟，住着未亡人！”当你心中住着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其他人再好也无法进入你的世界。就像《大话西游》中至尊宝心里紫霞为什么会留下眼泪是一个道理，感情的世界有时确实有先来后到。爱情会让人鬼迷心窍，春风再美也比不上她的笑。

剧中让我不能理解的部分是王万山当年穿的军装为什么像国军的？还有改花当年与万山分离时给过他上海的家庭地址，但是为什么一年后万山没去上海找她？还有多年后已经生活在上海家中的中年刘宝儿为什么没有和万山联系问儿子的事？虽然我能理解王万山起初不想打扰改花的生活，但是改革开放后他为什么没有再续前缘我很难理解。加上之前只以老年改花的回忆作为切入点，感觉逻辑上有些地方设计安排有点说不通。

整部戏我看下来总体还是戏剧性很强的，剧中改花对于自己情感的追忆、刘宝儿对于自己人生的惋惜、都充分在剧中表达了出来，最后结尾对于两人梦幻般的情节处理体现了这种情感。

当然牺牲最大的是王万山，他终身未娶把刘宝儿的孩子独自抚养成人。虽然他并没有成为改花家的成员，但是他对改花家真的是恩重如山。剧中人物的命运让人唏嘘不已，王万山的高尚情操令人十分敬佩。

最后开放式结局并没有交代人物命运是否会发生变化，但是我希望会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在之前我觉得的那些漏洞上再加以完善，并把回忆的切入点换从刘宝儿出发可能角度看上去更合理。

“挣”这个题目我觉得代表了挣脱时代的束缚和命运的枷锁，正如思慧在剧中所说：“人要不是跟命较劲，命就跟人较劲！”在大时代背景下很多人的命运无法自控，如何能让自己掌握命运是件很难的事。

而性格决定命运，要改运必须改变自身原有性格去突破自我。吃热狗变不成王思聪，穿破袜子成不了王力宏。改变并非是简单模仿他人，只有改掉自身弱点才能重塑新的人生。满分10制我打7.5分，下一次讲电影《铁血战士》。

（想看我图文并茂版观后感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的微信个人公众号：好习惯吐槽的观后感）

我们似乎处于一个喜剧空前繁荣的时代。虽然晚会小品的辉煌岁月已经远去，但舞台上“开心麻花”式的演出和各类电视喜剧大赛层出不穷。这些作品大多基于几个无伤大雅的误会，小丑似的人物在台上左支右绌。观众哈哈一笑，再次证实自己比剧中人更为高明，获得精神上的快感。可若仅将现今充斥着荧屏和舞台的“笑剧”当成喜剧，把机械性地引人发笑作为喜剧的唯一功用，未免大大贬低了这一在黑格尔看来足以超越悲剧的戏剧类型。

至少陈佩斯与毓钺就坚信喜剧同样能承载并不轻松的话题。二人首次搭档创作的《戏台》便展现了强权与艺术之间的冲突，以笑声嘲讽权力的庸俗。《戏台》一票难求，既叫好又叫座，可见观众的确期待看到一出真正严肃的喜剧。《惊梦》作为陈佩斯“戏台三部曲”的第二部，从宣发之初便深受关注。而陈佩斯与毓钺也再次超越了观众的期待，《惊梦》毋庸置疑是当今中国舞台上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一、民间逻辑与战争逻辑

《惊梦》延续《戏台》，依旧讲述了一个戏班在民国乱世中挣扎求存的故事。历史悠久的昆曲大班和春社应富少常少坤的邀约，来到平州小城准备演出。怎料刚进平州，一场国共间的拉锯战便在此打响，将戏班困于其间。共产党野战军希望戏班能为战士演出《白毛女》以鼓舞士气，国民党也想用演出来提振涣散的军心。班主童孝璋为了众人的衣食，也为了和春社的金字招牌，只得艰难支撑。

编剧在《惊梦》中展现出超越前作的野心，正面碰触了喜剧较少涉及的一个话题——战争。《戏台》中也有战争。它赋予了军阀洪大帅至高的权力，使他可以随意改戏，决定众人的生死；也最终剥夺了这种权力，在一个必死的境地下解救了全戏班的性命。但《戏台》中的战争是隐形的，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戏院里照样三天戏票全部售空，名角儿还有余裕为情伤神。战争自身的残酷性被回避了，转而表现强权如何侵入这座仿佛遗世独立的艺术殿堂。《惊梦》则完全相反，童孝璋与和春社才是外来的闯入者，一头撞进战争的中心，常少坤修建的古戏台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丝庇护。他们困在枪林弹雨中无处可逃，成为这场拉锯战的受害者，战争叙事便从《戏台》里的隐在转为了显在。

《戏台》将喜剧中较为常见的由误认造成的角色错位作为核心手法。一个荒腔走板的包子铺伙计被没见过世面的洪大帅当成台上的名角儿，众人只能各出奇招来蒙混过关。《惊梦》中也有两次误认，穿着国民党军服外出找粮食的笛师邵武被共产党野战军的战士们当成残余敌军，拿着野战军司令给的通行证要逃出城的小生何凤岐又被军统当作共产党潜伏在城内的间谍，戏班两次被军队围捕。《戏台》中，观众实质上是以笑声对庸俗的洪大帅进行惩罚。但《惊梦》里，观众的笑声却不针对任何一方。穿着敌军军服、拿着通行证的自然可能是敌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战争逻辑。而套上军服免受乱军所害、拿着军方证明以便逃生同样是民间朴素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笑战士们过于神经紧绷，竟把戏班的刀枪把子当成真正的武器；也可以笑戏班众人在政治上太过天真幼稚，但两种行事逻辑都是合理的。

《惊梦》的喜感正是基于民间逻辑与战争逻辑在根本性上的冲突，所以即便误认几乎立刻被解开，故事也依然可以讲下去。陈佩斯饰演的童孝璋遵奉“应了的戏就得唱”这条祖宗定下的规矩，但细究之下，这条决定了童孝璋所有自发行动的规矩其实称不上是戏班的行事准则。当野战军请和春社演出对昆曲演员而言“哪儿都不是哪儿”的《白毛女》时，戏班的文丑坚持“师父没教过的戏不唱”，拒绝出演；当宣传科长提出用时装代替传统行头时，小云玲颤抖着以“宁穿破不穿错”质问童孝璋。这才是戏班的规矩，是艺人对艺术的强烈自尊。相较之下，童孝璋坚持的规矩更接近于买卖人走江湖时讲求的“信义”，允诺了主顾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商品，如此生意才能细水长流地做下去。他为贯彻这种质朴的民间逻辑甚至不惜破坏戏班的规矩，让众人最终做出艺术上的让步。这位主持着六十年大昆班的班主，实际首先是民间逻辑的化身，其次才是一名艺人。

只有这种最普世的，如同潜流一般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缓缓流淌的民间逻辑受到威胁时，它才有充足的力量去彻底松动战争的敌我逻辑。《惊梦》借由民间逻辑的视角，将战争中的双方从无限小的聚合体还原为无限大的个体，对每一个生命的境遇发出沉重的喟叹，完成了对战争的反思。所以观众无法再找到一个洪大帅般截然的反派，无法通过对某一个人物的嘲笑来缓解危机。因为造成一切危机的正是战争本身，人物不过是裹挟在其中，而观众正是通过笑声发现他们的无力。

二、“喜剧”的忧郁

《惊梦》中有一处耐人寻味的处理。和春社稀里糊涂却出色地为野战军演成了《白毛女》，大大鼓舞了士气。于是，当再度占领平州的国民党军官要求演一场能提振军心的戏时，政治上极度天真的艺人们便重演了一场《白毛女》，险些招来杀生之祸。在情报处长下令开枪的千钧一发之际，短暂阻挡死亡的竟是《牡丹亭》里的一支《山桃红》。和春社青梅竹马的小生小旦在生死之际解开误会，无视包围着他们的枪口，自顾自地演唱起这支于他们而言戏里戏外皆是定情的曲子。士兵们也当真被他们的表演吸引，将长官的命令抛诸脑后，放下了手中的枪。

艺术之美竟能战胜暴力，这是一种梦幻式的理想主义。但喜剧的妙处在于，观众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冷静抽离时才会发笑。虽然此时观众笑的是因无法掌控士兵而抓耳挠腮的情报处长，但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其中的违和。我们一边紧张地等待那声必至的枪响惊碎这虚幻的梦，一边徒劳地期望这场美梦能够延续下去。原剧本中，枪响没有来临，艺术之美获得了一次微小却完全的胜利。但演出时，虽然创作者们终究没有舍得将子弹直接射向身在梦中的情人，只是让情报处长朝天放了一枪，可那震耳的响声无疑揭露了艺术之美的脆弱。

《戏台》相信艺术之美是一种坚固的存在。强权即使能用武力短暂侵入它，也必然会沦落为观众的笑柄。但在《惊梦》里，创作者已然发现了艺术之美的脆弱，所以处处展现出一种犹疑与忧郁。编剧笔下的和春社有着与契诃夫的樱桃园类似的象征意味。班主童孝璋、“小云玲”童佩云和小生何凤岐都是理想化的艺人形象，爱戏爱得不问世事。我们也毋需考虑当时早已濒临消亡的昆曲是否可能存在一个名震大江南北的大班社，或者说编剧有意识地选择了更为曲高和寡的昆曲作为至高至纯却脱离时代的艺术之美的化身。

而与这种艺术之美对立的是时势。童孝璋自豪地拿出厚厚一本戏单，但一句“战士们看不懂”便彻底打消了他与戏班众人的艺术自信。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出在艺术上“哪儿都不是哪儿”的、夹生的《白毛女》竟然这么叫座。艺人们用考究的穿扮、声腔、文辞筑成的美的高塔在时代大潮面前轰然坍塌，突然就成了不合时宜。和春社在此面临的困惑是永恒且无解的，既是民国末年一个昆曲戏班的困惑，也是传统戏曲在当代的困惑，更是所有艺术在某一时刻必将面临的困惑。当然，编剧仍创作出两位立场不同但真正懂戏爱戏的将领，创作出连昆曲是什么都不知道却不自觉地被“小云玲”的表演吸引的野战军女战士，以保留一丝希望，希望艺术之美即使一时被抛弃也终能拥有超越时势的力量。《惊梦》的结尾极富诗意，漫天大雪中，古戏台独自矗立在战争遗留的废墟之上，和春社为所有逝去的生命正正经经地演了一场戏，演了一折在他们看来真正称得上“戏”的《牡丹亭·惊梦》。这的确是相当美的一幕，可当童孝璋直接面向观众恳切陈情时，创作者们实际上背离了喜剧，开始呼唤观众完全的共情。他们盼望观众同剧中人一起认同、相信艺术之美能凌驾于一切

但我注意到，原剧本中发了疯的常少坤在最后那场为亡灵的演出前是念着《牡丹亭·惊梦》里花神的台词上场，而实际演出时改成了睡魔神的“睡魔睡魔纷纷馥郁，一梦悠悠何曾睡熟”。在我看来，这一改动堪称神来之笔，完全提升了作品的格调。花神以落花惊醒柳梦梅，睡魔神则是引柳梦梅入梦者。一句台词的改动，实则完全颠倒了剧中究竟何者是梦，何者是现实。如果沿用花神的台词，那么和春社此前遭遇的不合时宜不过是战争这一特殊情境造成的噩梦。战争结束，人们终于从噩梦中醒来，艺术之美还能继续散发它恒常的光辉。而改以睡梦神的台词，则尽管童寿璋还在向着观众竭力呼喊，创作者们仍是犹疑地承认了此前的不合时宜才是避无可避的现实，这场超越战争、超越时势以至超越生死的演出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幻梦罢了。

《戏台》或许因其结尾而没能成为一部最优秀的喜剧。不知情的演员没有改戏，仍照着老本子演出。戏班班主看得热泪盈眶，自我感动之余又再次确认了其艺术信仰的崇高性，没能跳脱出来反观自身。《惊梦》却凭着一句台词的改动，以相似的结尾完成了半步的超越。虽然我们仍未能在《惊梦》中找到莎士比亚笔下福斯塔夫那样颠覆一切、真正超脱的喜剧人物，但至少创作者们已经展现出了这个趋向。讽刺的是，创作者在剧中一面自我安慰式地希冀昆曲作为一种美的象征能拥有超越时势的可能，一面又不自知地在最后这场本应充分展现其光辉的演出中让柳梦梅和杜丽娘穿上了渐变色行头。这种完全不符合戏曲基本服化审美的新式行头，恰恰是戏曲焦虑于自身衰落，强行追赶潮流的产物。《惊梦》的创作者们却将其当作昆曲美学固有的一部分来接受与展示，岂不是已经自证艺术之美在时势变化面前的确是无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