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最多情，用每一秒无声抚慰人的生老病死；时间最无情，永远令人忘记了他所身处的位置，距离忆昔当年已经山海之隔。正如在3月底重映的《红色恋人》，若不是在张国荣去世15周年的标的出现，几乎是被今日的主流观众遗忘的作品。

然而无论是否被人想起，这部电影本身的意义，一定不止于二十年后重映本身。无需赘言，“张国荣”这三个字眼在2010年代的青年流行文化语境中早已经成为与猫王、梦露等同构的图腾式偶像标杆。汗牛充栋的信息，围绕其演艺生涯的四分之一世纪以及其经过的香港流行文化鼎盛时代展开。这些颇有会被重复讨论之虞的话题，显然不适合但无法躲避地在这里被再次提起。由1998年末上映及至2018年清明节档期重映，《红色恋人》走过的二十年，对一个时代的风尚变化与香港作为一种文化想象这一事实本身，都有沧海桑田般的意义。

当然首先需要厘清的一点是，《红色恋人》本身是一部由紫禁城影业投资三千万、纯粹的国产主旋律电影，而非今日大家熟悉的内地与香港合拍片，作为主演的张国荣，非但在影片题材角度承担了塑造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地下党人的表演任务，事实上也是身体力行地在以一名在当时的中国内地观众看来尚属猎奇的“香港明星/演员”身份参与的纯国产片。这与数年前他主演的《霸王别姬》性质完全不同，后者是有海外资金投入的全球化制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曾经以奶油小生、劲歌天王及警察、书生、乱世中的京剧演员等多面形象建立起了辉煌娱乐面相的张国荣摇身一变，以内敛而沉重的姿态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原先加诸其身的耀眼光环，即刻变成了娱乐资本与主旋律叙事融合的新鲜与期待。

事实上，对那个时刻的张国荣而言，他所饰演的《红色恋人》中坚强刚毅的地下党员靳，采取的是一种折中的表演姿态，这个角色身上甚少有同类题材电影中英雄人物的外在豪迈与庄严，相反，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慢节奏。这正是《红色恋人》在当年乃至在今日都为人称道的地方，一名有血有肉的革命英雄，是大隐隐于市的，他的坚韧不拔，在每一个稳定的眼神，与饱经间歇性躁郁症折磨后的努力淡定。

学者李以庄先生早就撰文探讨当时论者是如何以僵化的思维模式批评《红色恋人》表现的革命者不典型、行动不具体等，事实上影片多数时间采取配角视点，以美国医生佩恩的视角审视他所爱恋的女孩与假扮她丈夫的靳的生活片段，来展示革命者的平凡一面。影片甚至多处留白，并不以具体的斗争与人物形象来强行将观众拽入情境。

在导演叶大鹰心目中，真正的革命者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在对人物形象的这种基本认识下，张国荣在片中堪称褪去一切明星光环的“无痕表演”就尤为突出了。事实上，无论在他个人或是香港电影演员生态的整体环境来说，这种不事张扬的表演模式，也是顺应其时的香港电影整体美学变化的产物。1998年出产的香港电影中，不乏《非常突然》、《风云雄霸天下》、《我是谁》这样在既有类型与故事模式上有所突破的作品，面对产业盛极而衰的状况，在80-90年代初崛起的香港电影表演群落呈现出一种向深度化、静默化发展的趋势。

诚然在整个90年代，周星驰风靡全港的癫狂喜剧代表了一种堪称“沸度”的高姿态表演，但整体上来说，经历了黄金时期过分追求纯粹外化或本色演出的一代演员，逐渐开始在类型片的剧作及表演过程中，消化一些更具深度的演出方式，诸如《我是谁》中以身份谜局构成成龙在矫健身手下的惘然表情，又或《风云雄霸天下》以漫画玄幻外衣包装的相对烈度较低的对手戏，对既有的比较高扬的表演成果进行解构或冷淡化，成为黄金一代香港电影演员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对表演个体来说是不断审视自我的过程，对整个群体及其所负载的大众关注来说，无疑代表了由“明星”向“演员”的积极转型。

与许多出身电视台培训班的同代演员不同，张国荣由歌唱事业入行，并不以港片繁荣时期的作品数量取胜，在他过往的表演个案中，其实看不到非常多的单纯重复角色类型，这一点从其相对成熟的1980年代后期开始越发明显。

《阿飞正传》

《东邪西毒》

《白发魔女传》、《霸王别姬》、《风月》等作品不断刷新观众对其银幕的刻板印象。《红色恋人》同时期，刘德华、梁朝伟、梁家辉等同辈演员并没有达到如张国荣这样充满颠覆性的多元性尝试。当然，整个这一代演员，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代华语观众的集体记忆，他们丰富的表演经验及极其精准的对于不同角色的拿捏，令其相对不太明显的学院派背景，成为个人奋斗或曰“香港梦”的映衬。香港电影时至今日成为一种情怀的代名词，无法脱离这一代演员的辉煌成绩单独讨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国荣不仅作为角色塑造上走得更远的表率者（角色横跨多元文化/性别认同背景，包括《英雄本色》中单纯的警察、《阿飞正传》里的不羁浪子及至《霸王别姬》中性别倒错的京剧演员等），也是身体力行参与到1990年代后，内地与香港更趋紧密的合拍潮流中的先锋者，《东邪西毒》与《霸王别姬》是其在1990年代前期的代表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塑造了一代文艺青年对电影的美好想象，至今仍然有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东邪西毒》的台词。就电影论电影，在《东邪西毒》中集合了几乎黄金时代最优秀的港产片表演者，同时也是中国电影改革时代合拍片的一个代表。

出现在一部摄入了内地大漠风光的武侠电影，梁家辉、梁朝伟、张曼玉、刘嘉玲、张国荣，这样的香港面孔，被导演王家卫处理成了与既有的港产武侠电影拉开距离的逼实味道，而他们作为明星本身的大众接受，成为了影像与叙事实验的外在符码，表演本身被赋予了多元意义。张国荣饰演的欧阳锋，一颦一笑，缓慢雅致，一如他在《霸王别姬》中饰演的程蝶衣所第二度饰演的虞姬，在与内地演员的合作中积极调适自己的表演塑形，不断放慢节奏并维持角色自身的内在张力，基本上是对其入行初期的“本色表演”的主动祛魅。

回到《红色恋人》本身，拍摄过程涉及内地、香港、美国等地演员的档期调配，因此并非所有对手戏都按照时间顺序拍摄。张国荣晚于饰演医生佩恩的托德两个月来到上海，但并不影响其拍摄的顺利进行。在揣摩气质相对“软化”与“西化”的共产党员靳的过程中，导演与张国荣共同参考了包括《烈火中永生》中的赵丹、《风暴》里的金山以及老一辈领导人早年形象资料，以一种低调内敛的姿态形塑英雄人物，其实也是对张国荣自身表演中的低调姿态的一种适配，客观上又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旋律观赏体验。某种程度上，这与其在片场每一个环节的认真态度也是互为映射的，生于1950年代的香港艺人中，张的国语与英语水平同样到位，算得上是代表人物。在后世关于他的种种崇拜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敬业姿态，尽管这无需赘述，但仍构成观察当今代际人群回望过去的娱乐图景的一个有趣角度。

当然这种公共形象，并不是今天才被重新发现的，正如此次《红色恋人》的重映，实际上是对已然逝去的一种美好想象的重新缅怀，在香港电影衰落的开始，当我们仍然对那片迟来的娱乐风向仍然趋之若鹜的当口，通过张国荣这位被塑造成“完美”的偶像饰演的革命先烈，回望历史与娱乐时代在世纪末以和谐方式相逢，恰如影片上映时引发的争议与在北京、成都、上海宣传活动中大众的狂热并存一样，都不断提醒我们，所有欢乐，都值得在这次暌违二十年的回望中，得到重温，亦值得被重新审视。

当繁华与辉煌已成往事，我们到底在怀念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