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说，作为一个大三学生的作品，《蒋公的面子》，可堪一读；但假若将其放置在热门戏剧或者是现象级作品的角度上来说，《蒋公的面子》又有一点不堪一击。和电影一样，戏剧“市场”并不完全仰仗“硬实力”。成就热门的，或许仅仅只是“生而逢时”般地运作得当而已。

因此，作为一部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的“献礼剧”，《蒋公的面子》中的那些昆曲、美食、诗词、革命区、战争、文人抵牾、甚至是历史变换等等“元素”的堆砌和排列，在此时彼刻，又恰如其分了起来。剧本的故事，围绕三个大学教师在文革时期“写罪状”展开，罪状的缘由是在战时受蒋介石赴宴之邀。当时谁去谁没去，给不给蒋介石“面子”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

老年夏小山：你不要挟嫌报复。我什么时候和蒋介石吃饭了？

老年时任道：谁说你和蒋该死吃饭了？我只交代咱们收到过蒋该死的请帖。

老年夏小山：请帖？没有。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老蒋。

老年时任道：你怎么没接触过？

老年夏小山：什么？

老年时任道：蒋该死不是当过咱们的校长吗？

老年夏小山：蒋介石就当了一年中央大校长，有半年我都不在中大。

老年时任道：那也是接触过。

老年夏小山：我只在几次校大会上听过他讲话，这也算接触？

当然，历史的真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三个所谓的“文化人”在是不是要去赴宴的问题所表露出来的态度。很显然，这是一出概念先行的戏剧。这三位文人——实际上是四位，但是那第四位文人并没有出场，只是作为“麦格芬”存在于想象之中——代表了中国文人的三种面向：愤世、忠君和超然的人生态度。

不消说，穿着西装、套用马列主义说辞、善辩的时任道是一位愤世嫉俗的人物。但是他的愤怒背后，又有着爱国的动机。他反对蒋介石，可在某种程度上，又认为“集权主义”某些时候是有必要的。随着剧情的进展，时任道所表现出来的嗜书如命、对“交情”的重视，甚至是热爱自己的学生，又有着典型的传统文人的血脉。

时任道：他来长中大，中大不是变成党校，就是军校。独裁者眼中，哪有“自由学术之空气”。

时任道：千真万确。教太子读书这事，要瞒着就好好瞒，要显摆就好好显摆。像他这种话里瞒着，话外显摆着的，最没意思。

时任道：关键就在他任命谁做教育长，若真是复旦校长吴南轩，那中大岂不毁了！被清华赶出来的党棍，中大凭什么接收？

而站在他反面的，则是卞从周。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办文人”。他忠君、加入了政府，是一个负面的角色。可剧情过半之后，人们却发现他所代表的，正是孔子、张居正甚至是胡适之这样的中国文人的主流选择。在有机会用自己的才华“治国”之时，他们果断选择了加入政府，成为“局内人”，并对“局外人”发出“你什么都不懂”的诘难。他的做法到底是不是正确，自有历史做评判，但卞从周毕竟不是孔子、王安石、胡适之，他连冯友兰都不是。所以，在是不是要给蒋公面子的问题上，他“斯文扫地”。

卞从周：顾校长只怕是留不住。这些年中大易长，也不知闹了多少风波。罗校长离校前，中大已是多事，又是助教罢教，又是学生上书。好不容易顾校长做出点成绩，学校眼见着走上正轨。这才一年多，又要易长。蒋公任校长，若是能稳定学校，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卞从周：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太自由了不是好事，何况现在是战时。政府在进步，关押的政治犯不是放出来了许多吗？陈仲甫先生出狱的时候，时先生不也去接了吗？

在西方所认知的“知识分子”的框架内，其实就以上两种分类：要么是反对准则；要么是调和准则。实际上，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内还有一种更加超然的“魏晋风度”，这就是夏小山。他唱昆曲、吃美食、到处和稀泥。表面上，这是一事无成的“撸瑟”。实际上，这才是精明和世故的中国文人。难得糊涂的潜台词是大部分时候不糊涂，所以才难得糊涂。与上面二位争执不下相比，夏小山颇有遗世独立的超然风骨——当然，这有可能是他腹中空空装出来的，可是剧本中这么说：“可也是真正的名士做派、魏晋风度，就是装的，也没人能比他装得更像。”

夏小山：你说他家那个姓徐的师傅？手艺确实好，七年前我在他家吃过一次。他的清炒虾仁是一绝，清甜可口。独特之处在于浆汁，甜而不腻，是他独创，不外传。

【时任道家灯亮。夏小山站着清唱昆曲《长生殿·弹词》中的“一枝花”。其余二人拍曲。

夏小山：（唱）不提防余年值乱离，逼拶得歧路遭穷败。

老年夏小山：（唱）受奔波风尘颜面黑，叹雕残霜雪鬓须白。今日个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

当然，无论他是不是装的，夏小山所代表的始终都是一种中国人所独有的“情怀”。中国人所讲求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在一个乱世，只能“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夏小山是不是真的清醒，剧本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从他在文革期间的“供述”来看，他大致上也是那种惧怕当权者的角色。知识分子——假若中国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话——和农民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识文断字。而在于知识分子，只要将其“停薪”，他们就一无是处。而农民，只要让他们劳动，土地就可以填饱他们的肚子。

卞从周：（对时任道）你还说我们好面子。你是这里最好面子的。你不给蒋公面子，蒋公就不给你面子！世道就是这样。要做成事就要豁得出面子。

时任道：我还就不给他面子了。你们都顾及自己的面子，我为什么不能顾及我的面子。我的面子比天大。我的书，你们谁能弄过来就归谁。我不要了。人亡弓，人得之，何足道！何足道！

夏小山：他是真的？

卞从周：真的假的？

时太太：他开玩笑的。

所以中国人还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误国，等等论断。这些并不打紧，要命的是，剧本里还有一种更加利己和实用的知识分子的选择。虽然这个角色只是一种“麦格芬”的存在，但却令人警醒。这个人叫做楼之初。他早早地远离的是非之地，去了国外，教起了中文。可以谓之是一种“出逃”。即便大材小用，即便有着方言障碍，但依旧有着用武之地。不像这几位留在国内的，只有在“审查室”内，苦苦思索当年的所作所为，看上去猥琐，或者是无奈地回想着“我到底要不要给蒋公面子”——当“人民民主专政”来临的时候，当权者根本不需要你去考虑“面子问题”，而是生死问题。所以，断了你的工资，斯文不如扫地。

卞从周：你不了解他。楼先生并不像他平日表现的那样潇洒。去年不是传说孔祥熙用营救留港人员的飞机运老妈子和狗，造成香港的政府要人、文化人无一生还什么的吗？学生都罢课“倒孔”去了。楼先生对此虽然不发一言，可暗地里也让几个他喜欢的学生去劝说同学复课。他不喜欢孔祥熙，可是支持政府。

卞从周：他是皮相上的“自由主义者”，骨子里的“集权主义者”。你不要看他平日狷介自高，名士做派。其实他和政界很多人都有交情。他的弟妹还是某次长的千金。蒋公做校长的消息出来后，你听他说过一句话吗？没有。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聪明得很。

时任道：他出国？他能做什么？

夏小山：教外国人说中国话。

时任道：他那一口浙江官话，中国学生都听不懂，还去教外国人。

卞从周：学了一辈子中文，连外国人都教不了，不是很讽刺吗？

时任道：我研究了半辈子《史记》，仍看不清今日之乱象，研究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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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夏小山：他们……都不见了。早晨起床，一个也不见了。半夜里闹，你听见了吗？

老年时任道：听见了。闹什么？       

老年夏小山：我也不清楚。你没出门看看？

老年时任道：我不敢。躲还来不及呢。

老年夏小山：听说城南的“红总”要来攻打文革楼。老年时任道：那咱们怎么办？

老年夏小山：我们怕什么呀？到谁手里还不都是牛鬼蛇神。

老年时任道：怎么不怕，你快回房去。让他们看见又要说我们订立共守同盟，就更说不清楚

了。

知识分子其实是没有困境的——起码剧中的这三位是没有的，他们所有的，仅仅只是要不要去吃这顿饭，而且用什么名义去吃的困惑。他们的做派、纠结、苦恼、牢骚，甚至是某些程度上的自负和自满，全部来自于“头衔的纷争”。他们没有想过，自己何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只是在“名词之争”和“细枝末节”上缠斗。看着可笑、听着荒诞，与之相比，貌似蒋介石更有资格来做中央大学的校长。

他们就好像是那个时代的“混子”。当然，在这个时代里“混子”依旧会用昆曲、美食、诗词、曲赋等等“情怀”、“怀旧”之物来包装自己。也就像是崔健在《混子》里唱的：

说起严肃的话来

总要结巴兜圈子

可干起正经事来

总要先考虑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