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展览由策展人加布里埃尔·马斯特里伊（Gabriele Mastrigli）与阿道夫·纳塔利尼（Adolfo Natalini）、克里斯蒂亚诺·托拉尔多·迪弗兰恰（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以及吉安·皮耶罗·弗拉西内利（Gian PieroFrassinelli）等“超级工作室”成员共同策划，是一场带有自传色彩的回顾展。展览按时间顺序呈现了这一建筑团体自1966年成立伊始至八十年代初正式解散的整个职业生涯，共展出逾两百件装置、绘画、蒙太奇摄影、设计手稿、版画、出版物及影像系列作品。

▲超级工作室，《自画像》，1973，拼贴，©Toraldo di Francia

 

1966年12月“超级工作室”组建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通过在皮斯托亚（Pistoia）小镇Jolly 2画廊内举办的“超建筑”（Superarchitettura，1966）展览一鸣惊人，成为七八十年代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激进建筑小组。半个世纪后，本次展览尝试回归这一传奇建筑团体的原点，以海报、幕后摄影、档案手稿以及装置形式，最大程度地还原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展。

▲Archizoom与超级工作室，“超建筑”展览海报，1966，Jolly 2 画廊，皮斯托亚，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

 

此外，“超级工作室50年”还呈现了包括《连续的纪念碑》系列（The Continuous Monument series,1969）、《建筑直方图》(the Architectural Histograms,1969-70)、《十二座理想之城》(The Twelve Ideal Cities, 1971)等多件/组“超级工作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这些创作，“超级工作室”展现了建筑的可能性与限制性，而建筑也被他们认为是批判现代社会的工具和载体。

▲超级工作室，《十二座理想之城 第五城：半球城市》，1971，拼贴，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收藏

 

展厅中还将陈列“超级工作室”的多件家具设计：《市集》(Bazaar,1969)、《沙发》(Sofa, 1968)、“鹦鹉螺”桌灯（Gherpe lamp,1967）、“西番莲”桌灯（Passiflora lamp,1968）等，这些设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陆续被Poltronova、Giovanetti、Zanotta等公司投入生产，足见“超级工作室”在设计领域延续至今的影响力。

▲超级工作室，《市集》，乔万内利，1969，组合式沙发，©Toraldo di Francia

 

影像作品也是本次展览的特别聚焦，均为首次在亚洲地区呈现，其中包括了以1969年《连续的纪念碑》为故事内容，为本展览特别制作的同名影像作品，以及系列影片《基本行为》（The Fundamental Acts,1971-1973）等。在《基本行为》中，“超级工作室”试图追问生命与设计之间的联系，这一极具野心的尝试不仅展示了他们希望从人类学和建筑学层面重塑建筑范畴的探索，也被认作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超级工作室”在八十年代初的正式解散。

▲超级工作室，《连续的纪念碑（纽约新象）》，1969，平版印刷，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艺术博物馆收藏

 

 

正如策展人加布里埃尔·马斯特里伊所说：“对‘超级工作室’来说，建筑是一种思考方式，它不仅仅是技艺而更是哲学。因此，本次展览是一场批判式反思，关乎他们为建筑领域所做的贡献，以及建筑这一范畴本身。”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表示：“‘超级工作室50年’是2015年‘移动建筑——尤纳·弗莱德曼’建筑展的延续。‘超级工作室’从乌托邦走向反乌托邦，代表着盛行于欧洲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建筑乌托邦运动正式谢幕。乌托邦最终消解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传奇，成为文化遗产。回顾这段建筑激进史的意义在于，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角度，开启一场超越建筑范畴，对建筑本质和人类未来城市生活形态的追问。”

 

[“超级工作室”小传]

 

思路广阔、概念抽象、难以定义、历久弥新、荒诞不羁等词语都可以用来形容“超级工作室”，却也没有一个固定而清晰的标签能够界定他们。这一来自意大利的传奇建筑小组从未真正完成过一栋建筑，然而其延续至今的影响力涵盖建筑、设计、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是战后设计史上的一个神话。

▲超级工作室，《超级工作室自画像》，1968，拼贴，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从左至右：吉安·皮耶罗·弗拉西内利， 阿道夫·纳塔利尼， 罗伯托·马格里斯， 克里斯蒂亚诺·托拉尔多·迪弗兰恰

 

“超级工作室”最早由当时还是佛罗伦萨大学建筑系学生的阿道夫·纳塔利尼（Adolfo Natalini）和克里斯蒂亚诺·托拉尔多·迪弗兰恰（Cristiano Toraldo di Francia）创立，之后罗伯托·马格里斯（Roberto Magris），吉安·皮耶罗·弗拉西内利（Gian Piero Frassinelli），亚历山德罗·马格里斯（Alessandro Magris）在1967至1970年相继加入，亚历山德罗·波利（Alessandro Poli）在1970年至1972年间也曾是其中一份子。

 

1966年12月，“超级工作室”与建筑团体“Archizoom”在意大利的皮斯托亚（Pistoia）小镇Jolly 2画廊联合举办了名为“超建筑”（Superarchitettura，1966）的展览。“超建筑”即是他们的宣言，以呈现“超生产建筑、超消费建筑，以及对超消费、超市、超人和超高级汽油做超归纳的建筑”。展览直接否定了形式依附于功能的现代主义，同时被认为有力推动了意大利的激进设计运动。

▲超级工作室，《基本行为：生活（超表面）》，1972，圣马蒂诺阿拉帕尔马，拼贴，来自超级工作室档案

 

在随后数年间，“超级工作室”相继创作了其职业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设计方案，同时展现着团体建筑理论多样化的发展和转变。《理性之旅》（A Journey into the Realm of Reason,1969）以简洁而抽象的几何图形，总结了该小组1965至1968年间的设计理念，这一阶段“超级工作室”坚称“建筑可以作为改变世界的工具”。在同年的《建筑直方图》（Histograms of Architecture,1969-70）中，“超级工作室”通过创立“无延续三维立体图”使之成为适用于不同面积和比例的网状结构，将目光投射到建筑尺度这一议题，建筑转变为对实体的抽象设计。《连续的纪念碑》系列（The Continuous Monument series, 1969）构建了跨越整个世界、甚至外太空的巨大网状结构，以曼哈顿被一矩形巨石穿透笼罩的图片拼贴作品最为著名，建筑在“超级工作室”看来是一种肯定人类拥有理性行事能力的方式，作品提出了反乌托邦的概念，同时带有讽刺意味地运用归谬法证明出“建筑能够改变世界”这一假设的局限性和荒谬性。《十二座理想之城》（The Twelve Ideal Cities, 1971）可以看到同时代美国科幻小说以及航天员登陆月球事件对他们的启发和影响，同时表达对胁迫性权力机制和现代机器的隐喻。而1972年开始，小组投身于系列影片的制作，《基本行为》（The Fundamental Acts,1971-1973）提出宣言“建筑从未触碰到我们生命中的重大和基础的主题，它总是处在边缘地带”。“超级工作室”分别就生命、教育、仪式、爱情、死亡等主题分篇章探讨建筑与人类行为的关系，试图通过人类学和哲学重新塑造建筑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