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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4其实看剧之前，心情是百无聊赖的。某一个周二的晚上，想到已有近一年时间未进剧场，突然就想看话剧，又查到单位附近上剧场在上演《宝岛一村》，便随手买了次日晚的票。没有提前多做了解，也并没有想到会遭受怎样的情感冲击。只是散场后地铁末班车已过，一边吃着散场发的包子等车，一边任由思绪在深秋的夜晚飘忽。TemptationLv42023-05-14
当时就有写评论的冲动，但情绪太过丰富，一时难以梳理，加之到家已凌晨，便搁置了下来。然而幕间音乐的旋律连同演出片段不断在脑海闪回，索性选择在上演的最后一日二刷。又拖了几日，才在零碎中成稿。
一、半个安娜：人物身份的偏离
讲述世事变迁中个体命运浮沉的作品不胜枚举，有正面切入宏大历史的《战争与和平》，有讲述大动荡下生存挣扎的《活着》，有于平静中见沧桑的《长恨歌》《繁花》，也有以魔幻现实主义著称的《百年孤独》。相比之下，《宝岛一村》的一大特色在于利用身份的错位和偏离来塑造人物及推动叙事，和对由此带来的命运飘零感的渲染。
从第一幕一开场分房子发门牌号开始，身份错位的种子就已种下。小杨冒充阵亡战友赵汉斌拿到99号房，一时间让妻子钱燕子吐槽“哎呀我到底嫁给谁了啊”；停飞飞行员周宁也为不认识的陌生人做担保，使得不是魏中的陌生人假借魏中的身份而有了住处。
新的身份开启了新的生活，第一次升旗也是一段故事的启幕。
1.
赵家先后生育三个儿女，在大跨度的时间和充实的情节推动下观众几乎已经忘了“小杨”的存在，直到第三幕探亲一场戏儿子小毛回到北京发现父亲一家都姓杨，观众这才回想起来“赵汉斌”的真实身份，而真的“赵汉斌”是谁，也早已在升旗一场戏中以不经意的方式点明。升起亡故战友在战场上披过的旗帜，却又通过假借其身份、占有其资源来维持生活，这算是对同袍的永久纪念呢，还是兵荒马乱中极为现实的残酷之体现呢？
也不知是不是因冒名顶替得利而产生的愧疚感，赵汉斌在宝岛一村是个热心肠。村里大事小事都由他出面，还善于做（和）调（稀）解（泥），在二毛被偷看洗澡一场戏中奉献出了可能是全剧最令人捧腹的台词“谁看我们家女儿洗澡，我们就看回去！”赵汉斌总是一副笑盈盈的表情，历经大风大浪后人淡如菊，就算是后来被误当特务抓去受审讯，被放出来后也只是对忧心忡忡的家人朋友轻描淡写。他已学会笑对生活中的一切，能够在平淡中感受生命便已是幸事。“愿你此生不像我们一样颠沛流离，愿你此生不知道什么叫战争，愿你此生一切平安。”这是一位历经风雨的父亲对满月儿子最真挚的祝福。
2.
与丈夫赵汉斌迥异，作为北平城德福轩大掌柜的女儿，出身高贵的赵嫂钱燕子初来眷村，还维持着上流心态和娇生惯养的生活状态，这在一开始分房时的不耐烦和初入驻时的嫌弃中便有体现。此后，虽然她渐渐融入眷村生活，但潜意识里依然是以德福轩大小姐的身份来确认自我存在的。见隔壁朱家买了电视荧幕滤镜，就对丈夫说也想要，因为在京城时以自家财力不存在买不到的东西；唱片机被宪兵查抄后敢于对宪兵撒泼吵架，因为自认身份高贵，从来就不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到了老年神智不清后，钱燕子“德福轩大小姐”这一身份体认在自我意识的弱化下更为外露。走出眷村的儿女二毛和小毛回家给母亲庆生，许久无言的钱燕子终于开口，说的第一句便是：“北海的冰化了。去年冬天才去溜过一次。”（后面不记得了）这段喃喃自语不知感动了多少人。这场戏被命名为“春天的记忆”，其实何止是钱燕子的春天记忆，这凝聚着眷村人民对大陆故乡的集体追忆；子康归来前的饭桌上，钱燕子一句“这是谁定的规矩啊”，一句“德福轩买单”，她还是心在京城德福轩啊。北京、青岛、上海，第一个年夜各自望向各自家乡的方向，这一场景其实从未消退。
3.
电线杆下搭房子的朱家夫妇是大陆移民和台湾原住民的组合，一开始语言不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也能够顺利交流。虽然整个宝岛一村充斥着各地方言，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却在渐渐相处中实现了思乡情绪让位于“宝岛一村共同体意识”——对宝岛一村村民身份的认同。朱家二儿子大车去台北参加《三朵花》节目，当他在节目中对着全岛观众说出宝岛一村的名字时，守在电视机前的村民们也都在自豪，“宝岛一村”，已然成了他们新的家乡。
从全剧来看，朱嫂陈秀娥的自我身份认知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从台湾普通原住民转变为眷村村民，同时也伴随着冒失女孩向村妇的转变。这一身份转变主要表现为语言从闽南话到台湾国语的变化。刚嫁给朱全，无家可归的两人在赵家和周家之间的空地搭了勉强能住的房子，两人相依为命，也在语言磨合间增进着感情。陈秀娥还在语言不通时就被隔壁钱老奶奶教做“天津包zhi”，虽然两人沟通困难，但终究是教学成功，陈秀娥传承了钱老奶奶的手艺。在钱老奶奶葬礼上，陈秀娥端上了自己做的天津包子、用已熟悉的国语告慰钱老奶奶在天之灵，也恰巧在葬礼上临产，此后便在村里卖包子养家糊口。钱老奶奶的葬礼可以看作是陈秀娥第一次身份认知转变的完成。第二次是朱家夫妇回山东老家探亲，观众这才知道朱全早已在山东成家，甚至已经有了孙子，当然，陈秀娥知道得并不比观众早。这对陈秀娥来说是对几十年来基础信念的撼动，她不得不在屋外消化消息、调整心态。但很快，陈秀娥便坦然接受了这一切，友好地和“正室”一家打招呼、发礼物。虽然这一情节对此后剧情并无影响，但陈秀娥随着剧情信息披露的完善而在无形之中又发生了一次身份错位。
4.
冷如云大概是剧中最为悲剧性的角色了。她本是空军飞行员李子康的妻子，初出场时落落大方、顾盼生姿，是典型的贵妇形象。然而“李子康投共”事件让她的处境急转直下。在大陆的历史叙事中，“两航起义”是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开端；但在对岸，类似的行为却意味着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周宁作为李子康战友收留了如云，还在三个女邻居面前产生了一阵小尴尬。一年后如云生下周胖，周胖的身世便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如云平常做吴将军家的帮佣，其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与村里其他人不同，如云的遗民感是双重的，依然穿旗袍精致打扮的坚持，也是她内心挣扎的外化。她不仅把对孩子的爱投注到吴将军儿子身上，还和吴将军互生情愫。在失手打了吴将军儿子被吴太太赶走后，回到家又面对周胖对自身身世的质疑。东家开除、儿子摊牌的双重打击叠加游离于周宁和吴将军之间的无所适从，以及长期以来的心理落差和压抑，混乱的思绪引导着她去火车站卧轨寻短。虽然这一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举动并没有完成，如云终究没有跳下站台，但这两个角色都企图以自杀来控诉家庭的不幸、命运的捉弄，如云没有变成安娜，至少也是半个安娜。这里要提一下扮演冷如云的演员金晶的精湛表演，把生死时刻的纠结矛盾演绎得丝丝入扣，富有层次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剧中人物的身份转变或偏离都处于一种不彻底的“半个安娜”状态，转变中并未完全摆脱掉原始身份，并受困于两种身份之间。
命运对如云的捉弄并未结束。儿子周胖升教授的宴席上，周胖不在场，李子康却意外出现，原来他当初不是“投共”，只是飞机失事迫降对岸。子康设法到香港后没有去找妻子破镜重圆，而是选择了与吴将军通信、默默守望着如云，并再也没有结婚。也许他这样做是得知如云开始了新生活后不忍心再一次改变其人生轨迹，但如云原谅吗？早上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出门，傍晚回来的却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你回来做什么，你回来吃晚饭？”此情此景，很难不让人动容。如果命运开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承受不起的玩笑，那就一直骗下去吧，在最后才来坦白，是残忍的。
5.
几家男主人在村口大树下的攀谈也很有意思。无论哪个时期，话题都避不开“戴笠死没死”。在他们的观念里，戴笠是他们回归大陆的接应方，是实现救赎的一线希望。1975年蒋介石去世，剧中在第二幕末专门安排了一场戏来表现眷村村民的悲痛，因为蒋介石走了，也同时将带他们回家的承诺带走了，他们彻底失去了能够回家的信念。然而两岸开放探亲后，周宁还是坚称戴笠没死，这更多是出自一种遗民的偏执心态。巧的是，这次他把自己几十年来其实一直没有听懂纪怪讲话一事说穿了，纪怪很受打击，从此“退出政坛”。
二、Circle of life：嘉义桃花源的慢步调
几场树下时事辩论，相似的场景中时光飞逝。周宁从飞机飞过时起身敬礼到渐渐站不起来、抬不起手，只能目送；赵汉斌入土，四个人也慢慢变成了三个人。这样重复场景在不同时期的复现不难让人联想起电影《城南旧事》中的类似处理。时间不动声色地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而村口的树、学校操场，超然于时间，见证着岁月流淌。
虽然剧情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情节中贯穿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但观赏过程中却未曾让人感到受历史进程推进而产生的快节奏和压迫感。探究下来，全剧着眼点只在于眷村的三个家庭，他们第一代不得已扎根于此，第二代在前两幕中还未长大、走向外面的世界，村民们与外界接触不多，日子也相对安稳，以至于宝岛一村在全剧大部分时间都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时间的流逝就更多体现为对生老病死的感知，而不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新一代的长成伴随老一辈的凋零，与孩子们长大相伴随的，是赵汉斌撒手人寰、钱燕子神志不清、陈秀娥不再做包子；但同时老一代的逝去也伴以新一代的降临，钱老奶奶葬礼上陈秀娥临产，死亡与新生相连，揭示一种生命的循环。
在无常中也总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天津包子的手艺传承，在这些人刚来眷村时，由钱老奶奶教会了还只会讲闽南话的陈秀娥如何做正宗天津包子，后来秀娥以此谋生养家，并将手艺教给了儿子大车，留守眷村的大车就继续卖着包子。“天津包子”这一元素贯穿全剧，并与人物、情节紧密相连，是一个很好的代表宝岛一村的信物。从这一角度讲，演出散场后给观众发的包子，不就是对宝岛一村乃至整个台湾眷村之存在的铭记吗？三个多小时的演出下来吃上一颗热腾腾的包子，不仅充饥，更能回味暖心。
正是这些在时过境迁中较为稳定、可知可感的存在，给观众一种着落感，能够从容对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剧中鹿奶奶般缓慢而稳健的步调，体会眷村变迁的点点滴滴。
三、Those were the days：岁月如歌的怀旧感触
演出中场休息时播放的两首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以及《Those Were the Days》，都极具怀旧感，这也契合着戏剧的主基调，即对某种旧时光的纪念。
剧中有两场年夜饭：第一幕中这群人来到台湾后吃的第一个年夜饭与第三幕结尾宝岛一村拆迁前大家重聚时吃的最后一个年夜饭，恰分别隐喻宝岛一村初建、村民共同体意识的逐渐形成和宝岛一村拆除、“村民”身份的解除。虽然村子拆迁了，村民记忆中的那些人和事，却并不会随之消隐，反而会内化于心。
大牛和大毛玩21点的情节也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小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次是天各一方后中年时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偶遇咫尺天涯。他们之间的阻碍不仅仅是恰巧重合的她的下班时间和他的飞机起飞时间，更是大半生缺乏对方参与造成的心理疏离。然而，虽然小时的诺言在如今的叙旧中只当笑谈，但“或然率”还是成了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密语：“小时候的快乐我还记得，虽然我们没能走到最后，但我依然珍视和感谢青涩岁月中有你的陪伴。”演出结束后的归途中，耳机里反复播放《Those Were the Days》，浮现的画面一直是重逢于拉斯维加斯的大毛和大牛。
这两组情节设置，由时间较近者产生意念上的闪回效果，引导观众对照不同时期的相似场面，并重新审视当初，在七零八落的现时对比下增强对美好单纯的旧时光的眷恋情绪。
伴随那一代眷村人（也许是那一代台湾人）长大的元素，被自然地融入在剧情当中。两岸对峙时期，防空洞还属于在人们生活中存在感较强的事物。剧中防空洞不仅是孩子们的探险乐园，更被赋予了一种私密空间的属性。大牛和大毛在防空洞里憧憬“比宝岛一村还大”的房子，吴将军和冷如云也把幽会地点安排在防空洞、还被不约而同到来的大车和二毛撞见。在构造逼仄紧凑的眷村，家长里短都能被周围耳闻目睹，隐秘的防空洞便成为了村民们隐私的载体，也提供了逃避社交压抑的空间。防空洞，以及伴随丧讯传出的哭声、电视节目《三朵花》、来自对岸的传单等，甚至小如荧幕滤镜、唱片机这样的物件，都是那一代眷村住民的集体记忆。
当然，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只有美好的一面。戒严时期，政治高压笼罩在每个人头上，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钱燕子1949年逃来台湾时随身带来的唱片机，用于家庭娱乐，却在六七十年代不巧被宪兵查抄，那时期，“从那边带来的东西”是不允许存在的。第二幕公厕标语疑云，连同之后的赵汉斌被捕，呈现出那一时期草木皆兵的心态，且这样的疑神疑鬼已成为集体无意识，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中。既有美好一面，也有阴暗一面，这样的时代叙事，才是完整而让人信服的。
赖声川表示，“随着时间的脚步，《宝岛一村》的涵义也从对台湾眷村历史的描述，渐渐扩大属于对世界流离失所难民的生命记录。”我相信这出戏的体量是能够承载得起如此高意义的。感谢《宝岛一村》的主创和演员们，在呈现一种历史存在以外，也演绎着一段段让人感慨万千的人生故事。回复赞
Lv3十个顽皮的小士兵，吃完晚饭去喝酒，BoboLv32020-10-27
呛死一个没法救，十个只剩九。
九个顽皮的小士兵，深夜不睡困又乏，
一挨靠枕就倒下，九个只剩八。
八个顽皮的小士兵，跑出家门做游戏，
丢下一个命归西，八个只剩七。
七个顽皮的小士兵，伐柴砍木不顺手，
斧劈两半一命休，七个只剩六。
六个顽皮的小士兵，惹得黄蜂乱飞舞，
飞来一蛰命呜呼，六个只剩五。
五个顽皮的小士兵，惹事生非打官司，
官司缠身直到死，五个只剩四。
四个顽皮的小士兵，结伴出海遭大难，
路遇青鱼难生还，四个只剩三。
三个顽皮的小士兵，动物园里遭祸殃，
狗熊突然从天降，三个只剩两。
两个顽皮的小士兵，太阳底下长叹息，
擦枪走火躲不及，两个只剩一。
一个顽皮的小士兵，孤苦伶仃丢了魂，
悬梁自尽了此生，一个也不剩。
与世隔绝的孤岛、华丽神秘的别墅、呼啸而来的暴风雨
十位互不相识的到访者，发生的故事也是不可否认的。希望有时间和有机会能参加的人，都来吧！体验莎翁的戏剧。回复3赞
Lv4上半场，当白孝文被鹿子霖设计诱惑，堕落到睡女人、吸鸦片，饿死媳妇，卖田卖房，只能等着祖屋第二天被人拆掉的夜晚，白嘉轩说：“说实话我见不得旁人来拆我的房。房是啥？是祖宗、活人的脸面。我白家，不能让人家来撕祖宗的脸……”Lst淺笑Lv42023-08-22
下半场，当当了土匪的黑娃被保安团抓获，白嘉轩请求团长白孝文放了黑娃，孝文说：“大，你这一辈子，脸比命还要紧哪！”白嘉轩说：“你总算明白了，活人活的是脸！”
如此，一个为了“脸面”可以不顾性命的白嘉轩就出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然而，在陈忠实的笔下，鹿子霖派人前来拆房时，白嘉轩极力不动声色地看人拆。当孝武说他明日再盖一幢更体面的房时，白嘉轩拍掌称是：“这就对了！一拆一盖，人就分清了谁是白家的孽子谁是顶梁柱！”他还让鹿子霖把房上拆下来的一切零零碎碎统统拿走：“你替我把眼里的楦头挖了，把那个败家子撵出去了，算是取掉了我心里的圪塔！”
在陈忠实的笔下，当孝武对父亲要救黑娃的决定惊讶不已，说“你的腰杆给他打断了你忘了？你忘了我还没忘！”时，白嘉轩说：“孔明七擒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白嘉轩则“坚定不移”地说：“谁笑我是谁水浅！”
如此对比，我们能很明白地看到两个白嘉轩的差别。剧中的白嘉轩不如小说中的白嘉轩腰杆硬、有定力，也不及小说中的白嘉轩有格局、有仁义。陈忠实看着炽热而广袤的白鹿原和原上人，以及千百年来涵养就的原上传统时，既有批判也有敬重，既带着一双冷眼又怀着一副热肠。他固然看到人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淘洗下无力挣扎的悲剧命运，但在看到这种脆弱和人性的弱点之外，也看到人的精神与文化的力量。这是他对于传统文化和人本身的非常冷静与深刻的思考。
陈忠实在小说的创作手记里写过白嘉轩与白鹿原合而为一的话——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白嘉轩身上有着旧时中国封建文化的愚昧、狭隘与残忍之处，但他的立身之本绝不是“维护脸面”。他为什么这么不能容忍白孝文的堕落？这与他在“反正”之后要求族人背《乡约》是相通的——让族人背《相约》，是他担起了族长的责任，要“教民礼义，以正世风”，将白鹿原变成一个礼仪之邦，使之世世代代延续兴旺；他不能容忍白孝文的堕落，不仅是因为孝文“把尿撒到了祖宗脸上”，更因为孝文作为一族之长，非但不能承履行义务，淳化民风，甚至还要以实际行动败坏民风。极力不动声色地看人拆房，既是“不服软”性格的体现，也是向人表明与这个曾经做过族长的儿子彻底的决裂。拆房之后，他就将白孝文赶出了白家。
至于白嘉轩救黑娃，就更不是为了颜面，为了求得一个“以德报怨”的好名声。看了小说中他与孝武的对话就可得见，这是“仁义”规定了他的。人若悔过当给予重生的机会，作为尊长，应当去挽救他，重造他。剧中这一改，无疑就把白嘉轩改“迂”了，也改“轻”了。
朱先生也是如此。
据说朱先生的原型是儒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儒学发展到后来有很多令人憎恶的不人道的东西，比如对人性的残忍压制，田小娥就是其牺牲品，白孝文也是其受害者。但它有些东西是至今也不过时的，比如宠辱偕忘、淡泊名利、傲骨嶙嶙等人格操守上的涵养要求，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本思想、入世精神和读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等。朱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应邀去南方讲学，却因为不堪南方文人对修学的浮躁虚伪态度而逃回白鹿原；“反正”时期，为了制止西安清兵总督的反扑，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劝说；原上旱灾，民不聊生，他接下发放救济粮的任务，挂着自备的干粮袋行走在赈灾前线，如此清廉、悯民，令人肃然起敬；生逢乱世，他自嘲自己百无一用，潜心编纂县志，在县上停拨款项的情况下，为了付梓送掉了书院的一棵柏树；抗日处在胶着状态时，他须发皆白，还要投笔从戎。黑娃的农协倒了台，田福贤又回来报复，朱先生说“两家子争一个鏊子，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受苦的还是原上人——他看世事多么灵透！与白嘉轩一样，他的身上也有局限性，儒学的很多理念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所以陈忠实“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剧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出自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
由此可见，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固然有时代的局限，但同时也凝住了优质文化的结晶。他们以后者与乱世抗争，终因前者而归于失败，由此而得来更强烈与更深刻的悲剧感，作品才更显厚重。而剧作中他们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几乎被消解殆尽（朱先生抗战一段有所涉及，但因无前面的铺垫而显得生硬），白嘉轩被演轻了，朱先生被演轻了。
非但如此，鹿氏兄弟与白灵也被演轻了——
鹿兆海护送白灵出逃一场，编导让鹿兆鹏登了场，鹿兆海与哥嫂的矛盾不知不觉从原著中的信仰对立，“八卦”成了三角恋情下的妒恨。在原著中鹿兆海终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肯退让，不得已与白灵分手，最终战死在抗日疆场；然而在这场围绕“兄夺弟妻”问题展开的争执中，鹿兆海变成了一个为了与白灵厮守情愿抛弃自己信仰的人。鹿兆鹏也从原著中那个为了革命信仰殚精竭虑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僵化的符号。原著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被组织安排与白灵假扮夫妻，而剧作中他明明知道这一点还要瞒着白灵。这倒真给兆海的指责提供了事实依据。至于编导在这场争执中安排的，貌似为了揶揄而存在的搞笑台词，更是冲淡了这“信仰之争”的庄重与悲壮的气氛——这是鹿兆海在剧中的最后一场戏，接下来，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青年”就要身赴国难，永垂不朽了；而白灵也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如此搞笑揶揄，又何尝是对坚持信仰者应有的尊重！
戏剧的改编创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主创人员对于原著确实可以做出自己的解读。但任何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都面临一个是否秉承原著精神内质的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能有更高的境界，则更是观赏者之幸运。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此版话剧的改编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比之这个遗憾，因为小说时间跨度极大、事件繁杂、人物众多而造成的结构松散、情节上头绪多、忙于交代事件而疏于人物塑造等问题，都显得比较次要了。犹记得2017年乌镇戏剧节上演的经典剧作——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给我的启示：想让戏剧动人心魂，最根本的依靠，永远是一颗深刻、温柔、悲悯、高贵的，能够深刻理解作品的心。如果不能深入走进一个作品的心底，一切导演手法的运用就会无可避免地显得浅薄而轻佻。回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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