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头会馆》是由国内知名的影视编剧刘恒编剧，由林兆华导演的一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话剧。讲述了北平城中的一家小院“窝头会馆”中四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希望与绝望。虽然整部剧的语言风格充满着北京风味、轻松愉快、雅俗共赏，但是在内容上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有人说，这是另一本《茶馆》。作为献礼剧，这两部戏剧共同营造了不同的充满京味儿的、不可避免地走向新中国的老北平。但是我认为其中的北平人因为阶级差异而观念也差别甚大。《茶馆》里王立发所见的各位“爷”，他们是意气风发地认可北平、热爱北平，甘愿为了留在北平的生活而忍气吞声。《窝头会馆》里的几户人家却都认可苑江淼所说， “烂透了”。翠兰投向弥勒佛，穆蓉转向基督耶稣，苑国钟捧关老爷，古月宗作为前朝举人还在迷信老黄历。他们之间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钱。而年轻人和各个时代一样，激进地反对过去，叛逆父母，他们中有人仍相信国民政府，更多的已经信奉了马克思。年轻人了解知识，懂得政治，看似比旧时代的父母更坚定地找到了信仰，找到的了治国良方，但是其实连自保都不能。最终他们被上一代人信奉并践行的“仁义”征服了。乱世里哪一种信仰更高明，高下立见。 一． 混乱的信仰——心理安慰 《窝头会馆》中聚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在乱世里他们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自己的信仰。小院中住着四户人家——翠兰一家以及他们的女儿一家、穆蓉一家、古月宗以及房主苑国钟和他的儿子苑江淼。虽然四户人家基本上都属于底层人群，却有不同的来源。翠兰和苑国钟只是普通百姓，有更为艰难的过去：翠兰为了女儿做过暗门子，苑国钟抱着童子痨的儿子在街里走投无路。穆蓉曾经是位大格格，玉浦是一个识字的正骨医师，他们要比院子里的其他人更有文化——也更自私。古月宗是前朝举人——虽然是买来的。苑江淼曾经读书，因病休学。不同的来源和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信仰，投向不同的心理安慰。当然这样的安慰也是作者塑造的笑料之一。 旧社会里女人本该是柔弱的被主导的，但这个院子里的几家做主的都是女人——虽然苑国钟劝翠兰和穆蓉，“把掐架的事情都留给公的。”，但一谈到房租，却又只能同两个管钱的女人要。也许这是她们需要去抓信住仰的原因。开场吵的第一架，“哈利路亚”和“阿弥陀佛”的碰撞使人发笑。在第二场里面相互揭短的吵架里，她们更是将相信的神像、佛像都搬出来放在了自家的门框上，连苑国钟也请关老爷前来“凉快”“凉快”。翠兰说弥勒佛自在、高兴——“我们这光肚子就顶他们那全身的肉呢”、 “就坐在这笑话他们”。翠兰接受自己的过去，只干，代表着一种乐观精神，她不信奉苦难，也不相信得救。而对门穆蓉家门口，挂着一尊受难的耶稣。翠兰说耶稣干瘦、愁眉苦脸，但穆蓉因“摩西带领众人出埃及”而流泪。大格格有一些满清贵族的遗风，被西方文化征服的文化。但是耶稣教导信众爱邻人，却被穆蓉完完全全地忽视。《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当众人指责妓女的时候，他说只有无罪之人有权力批评妓女，于是众人皆无言。在窝头会馆里，当过暗门子的翠兰，却反反复复被穆蓉拿出来讽刺。更加讽刺的是穆蓉在这样的方面也不是完全干干净净的。而弥勒佛这边，佛不在乎一切，我想也不会愿意按翠兰的意愿，“坐在这里笑话他们”。 第二幕里关老爷也被请出来“凉快凉快”，看着苑国钟催收房费。田翠兰让苑江淼搭伙吃饭、赔了苑国钟的树钱，却仍然给掏出了房费。而这个月穆蓉家声称缺钱只送给了两贴膏药。两家做法中看起来似乎是翠兰的人品更胜一筹，但是作者又不断地在整个剧里进行揭发。翠兰和苑国钟一起睡觉，穆蓉因此揭发她是一个“托儿”；穆蓉和玉浦处于经济困境，但是翠兰又说他们家发霉的药不耽误卖钱。当着关老爷的面，苑国钟依然收不全房费，我们也没法从一家之言的戏剧截面里判断哪一家是善人，好像作者也在拒绝我们进行一次价值观的判断。苑国钟面对着这样“无能”的关老爷，知道求神无门。他只能无奈地在寒风里打趣冻着的三位塑像，“他们两位光着的没冻着，我这关老爷穿着盔甲戴着头盔倒冻着了”“他都给我一刀了，不冻着他冻着谁？”。迷信封建的“前朝举人”古月宗，回答“最喜欢的皇上是哪位”，他将清朝的几位皇帝的名字打趣了个遍，到头来最喜爱却是他的那些蛐蛐皇帝。他为自己七十三备下的一口棺材，甚至常常躺在里面，但最终睡到这个棺材的却是不信这些的苑国钟。在作者的笔法下，他们选择的信仰甚至对于他们自己都是无用的、可笑的，是戏谑的。信仰没有让他们得救，没有让他们获得平静，只是他们逃避生活的一处精神靠山。 二． 坚定的信仰——钱 钱可以说是这个戏剧里人物关系的基础网络。古月宗和苑国钟是卖家和买主的关系；翠兰一家和穆蓉一家与苑国钟是租客与房主的关系；肖启山每次出现总要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从我记事起，你念叨着就是钱钱钱。”钱也是苑国钟和苑江淼父子二人的主要矛盾——是《窝头会馆》的慢慢剥出的一个陈年秘密——苑国钟的买宅院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苑江淼恨他催邻里要房前、恨他攥着同学们给他捐的钱不放手、恨他从共产党员处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获得的三百二十块大洋。这是在新人眼中的旧人——信仰一栏得填钱的那一种人。但是翠兰又对苑江淼说，“不该怪你爸，这街上是个人就这德行。”确实如此，出现的配角们——牛大粪，因为在主顾的茅房如厕被扣掉三个月工资；肖鹏达，就是因为偷轮胎换钱而进了监狱，拿着抢指着父亲抢金条。君子不爱财，但是对于他们这些生活者，缺钱是最大的生活困境。拼命攥住手里的钱是他们性格里的真实的塑造。 而与苑国钟等人拼命抓钱相照应的是苑江淼同周子萍一代人。苑江淼生气地向着父亲喊道，“我宁可不要你们这钱。”“您把钱还给同学们！世界上不是只有您一个人等着用钱！”“我怕这钱沾上了您的手就不干净了。”苑江淼将无处抒发的政治理想和热情一股脑地发泄在了父亲的头上。 在他们对于钱的信仰上，作者是寄予了充分的同情的。同情为了钱去做“暗门子”的翠兰，同情苑国钟为了儿子攒钱反而因此遭到儿子的耳光——而他也确实私自动用了无人认领的共产党员的钱。他们获得同情不是因为他们被冤枉——在这个院子里的人都不清白，但是他们被生活所迫，观众无权予以指责。 三． 政治的信仰——光明理想 政治理想看似是比迷信宗教和渴望金钱一个更高级的一种信仰，因为他们掌握在新一代的手里。 而三民主义也曾经掌握在新一代的手里，如今已经被人忘记。把三民主义改为三官主义，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官国。这样的玩笑在现在就没有现实照应了吗？官本位改变了吗？在场观众的笑声里，透露着了然。 国民党的政治信仰已经被糟蹋透了。官员散尽，剩下如肖启山这样的一些人，正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捞到最多的好处，即使是“黎明”前的一晚。 当肖启山拿出入党申请表给他们填，院里的人都知道，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他们陪葬。肖鹏达曾经为国民党背过一次锅，不想再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但是反面人物肖家父子的形象在这个戏剧中有是那样强劲和主动，前两幕里他们是获益者，他们拥有手枪、拥有权力——最后一幕却用手枪谋杀了自己的权力，父子相残——也是为了钱。 共产党的形象在本剧里是最为柔弱的，即使邻居间频频传来共产党军队攻城略地和罢工、游行的消息。听起来运动好像声势浩大，但是本剧的两个信奉共产党的人，也可以说是代表——一个是柔弱的小姑娘周子萍，另一个是从小病弱等死的革命者苑江淼。他们的行动对于政治时局看起来那么无力。革命的宣传单不仅没有发挥出先进的作用，反而成为导致苑国钟丧命的罪魁祸首。更多的他们是一个受到群众保护的角色：苑江淼被父亲拦在身后，周子萍躲在母亲怀里。正因为剥去了革命者的激情，本剧一定程度上是去除了阶级进行叙述的，将人还原为人。 这样的两种对照里，我想拥有政治理想社会就因此而进步吗？《乌合之众》里对于社会有一种看法，“一个民族，根本没有能力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制度，以暴力革命为代价，他当然可以该改变这些制度的名称，但本质不会有丝毫改变。”我觉得《窝头会馆》里无疑验证了这种说法。会馆里的几户人家是这个民族最为广大的基础，他们从未因为暴力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消息而期盼而憧憬而忧虑而奋斗。他们在生活寻找荒唐的安慰，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周玉浦问，信仰这一栏，我填悬壶济世合适吗？这是一句笑料。对于信仰这一栏该填什么，他们没有概念，悬壶济世？钱？总之不会想到答案是三民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只是名字而已。小斗子的师父无论什么战争来征兵、什么党光临都要抽羊角风。我相信他们无论何时都一样。在免除税赋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不情愿地填上没落的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民众的思想基础没有变化，第二天的黎明也就不会与前一天的有什么不同。把政治理想作为武器的年轻人，本质上与信仰各种宗教的父母没有不同——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以甘做牺牲品的热情，麻痹生活。 四． 作为人的信仰——善的光辉 《窝头会馆》一剧三幕中抽丝剥茧的展示出了一个底层人民的最深沉的信仰——仁义、善。这是本剧升华之处所在。本剧贯穿着一个秘密——苑国钟买宅院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答案里展现了善也展现了恶，展现颠覆，也展现悲悯。混乱的信仰对于他们是无所谓有无的，弥勒佛和耶稣基督只是他们斗嘴吵架的一句口头禅而已。至于政治，与苑国钟、翠兰他们更是毫无关系——虽然他们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他们关心的也只是儿女是否安全而已。多年前的旧事却将政治联系到了他的身上。一位共产党韩先生在被捕前将三百二十块大洋交给了苑国钟，苑国钟本应该交还，但是却无人可还了。用这样的钱换来的小院是他良心上一个难以跨国的门槛。 本剧中最动人的一点是坐着并没有直白地袒露出仁义，感情深深地被埋在本性下，平时的生活里，钱是重要的，自己的营生是重要的。虽然钱很重要，没有人重要，没有仁义重要。如果说拼命攥住钱，即使是生活所迫，也都多少显出他们的劣根性，那么用各种方式平衡钱和良心之间的天平就形成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包括信仰佛和耶稣、关老爷和皇上。这也是信仰政治的年轻人们在做的。苑国钟也许就是用偶尔少收租钱这样对邻里的包容来平衡他那一良心的拷问。女婿不理解岳母，在苑国钟的质问里他因为自己的话而羞愧。儿子对于父亲的不理解，终于也在最后一幕的悲剧里消弭了。黎明还没有到来，救赎他们的不是马克思；金条还躺在地上，能拯救他们的不是钱和机票；帮助了他们的不是弥勒佛也不是耶稣，在翠兰的女儿难产的关头，是穆蓉与翠兰联手救下了她。让一切和解的是苑国钟的死和一切误会的真相大白。 五． 讲述话语的年代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重要的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窝头会馆》创作为新中国六十周年的献礼剧，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并没有满足于对伟大成就的歌功颂德。90年代中盛行关于“人文精神的衰落”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虽然这一讨论没有得出定论，但是却促进了宏大叙事的解构，戏剧作品开始转向叙述小人物，将英雄还原为人。《窝头会馆》中的革命者苑江淼从小身体羸弱，帮助“赤党”宽容租客的苑国钟也用赤党的钱买下了窝头会馆，仁义敞亮的田翠兰曾经做过“暗门子”。剥去了英雄的光环和革命激情，标识了出局限性，也因此而真实。 本剧没有采用宏大的叙事，而是选取了新中国前的三个横截面小院里的生活，塑造几个典型时间段里的群众心理变化。但其实编剧刘恒不同于老舍，他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的剧本都出自他对于老北平的研究和猜想，因此写出这样的一些人物是带有选择的典型性的。 二十一世界的人们相信什么呢？教堂人满，寺庙香火不断，求财、求子、求名、求利，难道比剧里他们笑过的人更好吗？唯一的改变可能是人们不相信“善” 了。但是“善“才是剧里最动人的主题。因此观众更会因为层层挖掘出仁义这样的一个主题而受到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