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璇编剧&导演的话剧《春逝》，如果用学生话剧的标准来评价，剧本是合格的，而且是有亮点的，编剧时是做了一些研究苦功的（比如物理学语言与剧本内容的无缝对接，像《哥本哈根》做的那样）。但如果用非学生话剧，且是以我们知道的最好的话剧创作来论，仅有的三个人里，还出现了一个大龙套——男主角丁奚林，这就不经济。 他好像就是来证明这个实验室是真的，除了两位女士还有别人男人比如他，他写剧本、做所长、对女科学家也抱有善意，但这些和本剧剧情及结构，缺乏有机结合，也没产生什么真正的化学反应。 一个只有三个角色的话剧里，我想探讨，这是不是剧本的一个问题？创作者好像迷失于丁西林恰好真有其人，真在其位，而忘了人物要为剧本服务，而不是剧本为原型服务。所以这个角色异常单薄且呆气十足，看上去又总在弄剧本，是研究所第一渎职者，兼三心二意之人，如此看来，这是否就悖离了创作点和主题，他的这些编外故事要引我们去哪里？为什么不让他在所里谈论物理，而是聊剧本？ 另外两个人物，也有问题，编剧虽然很好地用顾敬薇的未婚，来展现女性所处的当时的社会环境现状，那些台词里的小故事，祖母、喝海水、社会调查等，都是极好的细节和生活的补充，真令人发笑。但这位教授和女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却异常市井气，眉毛眼睛乱飞，穿旗袍而毫无端庄感，常急走又急停，还大跨步，更有很多背地里的鬼脸，如果在京戏里，行当似乎应该归为彩旦，不能想象这就是中国第一个女性物理博士？她披荆斩棘留学了美国各大名校，回来却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结婚狂、无厘头，也不安于物理研究，她的人生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这个角色身上，我的迷惑是，我不知道是演员表演得令人倒胃口，还是导演要求她这样表演。她后来在瞿健雄出国时，又开始扮演纸后剪影的“圣母”，那封信也写得极好，剧本创作是有功力的，可她的这两种人格是怎么会出现一个人物身上的？ 瞿健雄的问题也差不多，如果顾静薇在舞台上大多数时候是在四处冒傻气，她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完全不懂，也根本没有基本礼貌的呆子，说书呆子都是轻的。这样的剧本塑造和表演是不是对学者的刻板印象？她的原型不是“穿旗袍的东方居里夫人”吗？剧中的她这样死板任性，脖子总是梗着，仿佛有一种老子就是科学本身，所有人就都该给我让路的天生自信。那这样一个人格魅力欠缺，智商似乎不高的人（和顾静薇一样），她是怎么取得好的学术成就的？ 为什么要把她们都塑造成这样的人？又有这样的肢体语言呢？ 还是说回到学生话剧和非学生话剧上来，如果以学生话剧的标准，这些过火的表演我也可以照单全收，毕竟他们只是意思意思，没有职业演员的能力，但是如果放到市场上，用更高的标准要求，则我不但要怀疑演员，还要怀疑人物，还要怀疑导演，更要祸及编剧。因为她们占据了我的脑子，用她们的方式绑架了剧本台词，使我要开始怀疑剧本的台词是不是本身就是如此过度、夸张、浮泛、丢失人物，非她们的方法否则不能准确演绎和传达。 当然，我也很理解为什么许多观众最后还是感动了：一是有真实人物做底子，女科学家本身真的太难了，我们到底还是共情了这个理想主义；二是剧本本身有些细节颇为煽情，意志坚定的瞿健雄，和最后变为老母亲的顾静薇，她们从别扭到和解，一串项链“送女上战场”，真要令人掬一把泪；三是毕竟是非职业演员，学生剧团一样的班底，演员都很卖力，台词有些也很诙谐，完整演出一个半小时，也没有使人恍神儿，真是难得。 可是我想，看这个戏我们记住了什么呢？是那些研究所里并不真实的，为了戏剧性而把人物漫画化和单面化的职场风波，还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与动力？ 在这两者上，其实我倒更愿意它是前者，可是很明显，前者是失去分寸的，它靠后者拉回了分数和得到了眼泪，而我却觉得后者并不应该是某一个话剧的得分项。 话剧的高级处并不是要引导一个那样的情绪。它应该更细微，更含混，更巧妙，它应该更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以鼓舞人，激励人，告诉人生活之意义，塑造一个或几个人格的完美献祭者为皈依。 （以上对演员的批评很厉害，希望演员知道我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针对表演方法和人物本身。良言总有苦口之弊。在这里先行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