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和六便士》这样的戏剧出现在上海的美琪大戏院本身就是个诡异的事件。 故事来自于作家毛姆的同名小说，描写思特里克兰德40岁抛妻弃子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成为一名伟大画家的过程。原型取自法国著名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 高更早年服务于法国海军，23岁当了股票经纪人，收入丰厚还娶了漂亮的丹麦姑娘为妻。可是，在35岁上，他却辞去了银行职务，38岁断绝了家庭关系，过上了一种生活里只有绘画的日子。 同时，他心中对原始大自然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最终来到塔希提岛，在繁茂的植物和简朴的物质中度过了余生。 毛姆以此为主轴，创作了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男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40岁时，决意悖离欧洲文明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家庭、爱情……他用细致又充满激情的笔调，描绘了一颗灵魂对其所在的地点、阶层、时代所形成的束缚做的挣扎和冲破。 书名中的“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是当时英国货币的最小单位。毛姆的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人们在仰望月亮时常常忘了脚下的六便士，毛姆觉得这说法挺有意思，就起了这个书名。 19世纪，西方世界受控于教条理性的规范，而到了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叔本华和尼采哲学异军突起，一股尖锐狂热的非理性力量开始打破自启蒙时代树立起来的秩序和逻辑的权威，激情、欲望如同被开了闸口，流进了欧洲世界。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毛姆成书于1919年的《月亮和六便士》中对原始冲动的尊崇，受到了当时已经受够西方文明的想要逃避现实的人们的欢迎，因而成为了流行小说。 典型的同类小说还有劳伦斯所著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主人公查泰莱夫人对贵族家庭中的一切感到虚伪和厌倦，却爱上了一位猎场看守梅勒斯。背后的主题同样是人类的本能对于文明桎梏的反抗。 因此，像这样的一部小说改编的戏剧，在上海演出，是有着某种反讽的意味的。犹如李志在演唱会上说“你们都是傻逼”或者孟京辉在台词中说“观众都看不懂”那般，台上人打的正是台下人的耳光。 上海是座精致又现实的城市，而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身上更带有浓浓的老上海滩的风情，走在门口，恍若可以看到扭摆腰肢烟视媚行的旗袍女子来往。 因此《月亮和六便士》本身的精神，可以说，和上海这座城市是两条异面平行线，夏虫与冰，鸡同鸭讲。 或许也是为拉近这样的距离，却又恰恰形成了更为讽刺意义的事实是：舞台版的《月亮和六便士》被当成了一部消费型的商品来制作，而男主角对超越性艺术真谛的追求，摇摇欲坠地矮化成了一种励志鸡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部“烂”剧。 导演邓伟杰，来自香港，以戏剧作品《乌合之众》在上海为戏迷知晓。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他沿用了《乌合之众》中运用成功的手法：间离，同样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这一次，间离式的旁白叙述被从头至尾地使用，甚至结尾处，设置了一段“合上故事”后的总结陈词，使全剧更具统一感。 舞美设置相对简洁。两座巨大的像是画架的装置，既是画架，又是屋子，不是为了舞美而舞美，而是担任了叙事作用的不可或缺的道具。 除此以外就是多媒体了。多媒体担任了渲染炽热爱情的任务，也承担了该剧最难表现之处：结尾当库特拉斯医生走入小屋，看见患着麻风病的思特里克兰德所绘制的壁画，心中涌起激烈的情感。 书中如此写道： “库特拉斯医生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他心中出现了一种既无法理解、又不能分析的感情。如果能够这样比较的话，也许一个人看到开天辟地之初就是怀着这种欣喜而又畏服的感觉的。这幅画具有压人的气势，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与此同时它又含着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叫人看着心惊肉跳。绘制这幅巨作的人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这个人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库特拉斯医生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黑色魔法，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 这样的文字，自是极难视觉化的，正如诗歌中不可翻译的东西一样，由这样的文字所激发的读者想象，正是“文学性”之所在。 在舞台上，导演使用了高更在塔希提的画作，加上一些多媒体效果来呈现这一意境，使之视觉化，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即：并无骄人的创见和突破，但在目前常用舞台技术中，最为保底的办法。 编剧李然，是大学生话剧节出身的编剧，他对小说的改编，结构合理，节奏流畅。除思特里克兰德初到塔希提时的恶搞片段很无聊外，无甚毛病。 但遗憾的是，演员表演中的话剧腔，再次破坏了《月亮和六便士》独有的粗粝、原始、汹涌，那带着波澜壮阔的非理性浪潮的质感。 那些对白和台词，被以传统夸张式的话剧腔说出后，形成严重的违和感，致使不停引发观众的笑场。这种失谐，其实正是因为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精神强度对比，被舞台剧改编为适应市场而做的削弱和减轻所导致的。因此布兰琪的爱情悲剧没有引发沉重的反思，却在观众中形成两种对立的情绪：对她嘲笑，和为她愤怒——但这两者都非毛姆本意。 在“海派”的风格下，《月亮和六便士》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上海是一座具有稳固不可动摇的世俗主义基础的城市，该剧的受众，可以说几乎是一群最不可能放弃既有生活去追随原始冲动的人。 尽管今时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在世界的地位，可与当时的西方文明的强度媲美，也具备发达的商业文明和消费文明，但却并没有使《月亮和六便士》成为“流行”的意识基础。 这是因为，与毛姆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已大量被反文明反理性的思想策反，开始批判中产阶级呆板的生活。然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庞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意识形态存在，人们也大多热爱和依赖自身的市民属性和便捷生活，“逃离”的观念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对系统束缚和艺术质感十分敏感的人士之中，以及少数始终抱着理想在宦海商海中浮沉的精英，但对后者而言，看一场这样的剧恐怕和去一次巴厘岛或做一次公益，没有太大区别。 很多座中看客，或许会感动，会流泪，会被思特里克兰德的激情独白戳到膝跳反射的穴位，但他们可能仅仅在脑海中做了一次反射，便将思特里克兰德归为一种异类艺术家，与己无关，走出剧场，继续第二天井然有序的生活，继续陶醉于珍珠奶茶式或是LV式的爱情，和汤山温泉式或是顺丰大酒店式的家庭生活之中…… 除了早已饱受攻击的情怀党以外，思特里克兰德的真正追求很可能并没有被准确地传达出来，而批判着包涵都市消费主义在内的文明中那些他认为腻歪虚伪面貌的毛姆，也被制作成了一个消费品——这正是《月亮和六便士》的上演最有趣的讽刺所在。 世上有一种永无法被满足的生物，叫“原著党”，请原谅这一刻，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