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 塔兰
英文名:Billy Talent
地区:欧美
生日:01-01
成员:
简介：
地区:欧美
生日:01-01
成员:
简介：
BILLY TALENT是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Mississauga，发展于多伦多的一支朋克乐队，成员包括主音Benjamin Kowalewicz，吉他手Ian D Sa，贝斯手Jon Gallant 以及鼓手Aaron Solowoniuk。 乐队于1998年以PEZZ命名的乐队发行了第一张单曲 WATOOSH，后来更名为BILLY TALENT，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一部电影和小说《HARD CORE LOGO》（Michael Turne着）中的吉他手。在2001年发行了TRY HONESTY这张单曲后，BILLY TALENT 迅速变得受人瞩目。主音本杰明说：“这是我们疯狂的旅程的开始。”，之后的《THE EX》《THE RIVER BELOW》《NOTHING TO LOSE》等单曲也大受欢迎。在2004年的朱诺奖上，BILLY TALENT获得了最佳新乐队组合奖，从此开始在领奖台上频繁出现。2005年是BILLY TALENT丰收的一年，他们夺得了朱诺奖的年度专辑以及年度乐队组合奖，另外在2005年的MUCH MUSIC VIDEO AWARDS（MMVA）中，BILLY TALENT 总共获得了九个奖项的提名，他们的《THE REVER BELOW》获得了最佳影片奖以及最佳摇滚影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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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展览一共有 17 个房间，首先，你会走进一个很多文字的通道，在这里，策展人莫瑞吉奥·卡特兰说明了他对“复制即创造”这个主题的九个面向思考。
走入一个迷幻的粉色通道，前方是更迷幻的蓝色，这是第一个房间，这件作品叫《粉-蓝》，是来自艺术家卡普瓦妮·基万 ( Kapwani Kiwanga ) 的作品，要探讨的是空间与生命的关系。
据称这个粉色环境会减缓心跳、脉搏及呼吸速率，具有缓解攻击行为的效果。而前方的蓝色荧光灯，近来大多装设于公共空间，目的在于降低血管的可见度，从而减少静脉注射药物的行为。
艺术家透过这个空间作品，想邀请我们思考其人与空间的社会含义。
第二个房间犹如家庭手工小作坊，是米卡·罗腾伯格 ( Mika Rottenberg ) 的装置艺术作品《无鼻知晓》 ( No Nose Knows ) 。一如其大多数作品，聚焦于“生产”，你可以看到小房间里面跟手工业一般摆放的场景，同时还有一支制作过程的视频，但不久之后，这些影像都化作幻觉。
米卡・罗腾伯格以场景化的装置和精妙的叙事塑造了一种新的影像语言，探讨了全球化、生产劳动、经济体系和产品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情感联系是如何被改变的。在作品的整体语境下，艺术家重新串联起看似不相关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用纪实元素和虚构手法编制了一个关于全球系统和人类状况的复杂寓言。
第三个房间“永生”将中西方经典雕塑合为一体。徐震收集了中国的无头佛像和全球博物馆中西方无头雕塑的形象，将它们翻制，并在西方雕塑缺失的头部位置上，嫁接了同样无头的来自东方的雕塑。
第四个房间是一个轻松的房间。房间上方的是菲利普·帕雷诺 ( Philippe Parreno ) 的《言语气泡 ( 金色 ) 》( Speech Bubbles ) 。他用了大量对话框式的单色气球漂浮天花板上，覆盖了天花板。气泡里空无字句，却让人感到压抑。一系列的事件在人们眼前展开，将展览参观转变为一个把玩时空界线和观者感官的奇特体验。在不同场地展示时，帕雷诺会将这些气泡设计为不同的颜色。
墙面上的纸箱是何塞·达维拉 ( Jose Dávila ) 的作品《无题》，他挪用了美国艺术家唐纳德·贾德 ( Donald Judd ) 著名的壁挂式雕塑手法，唐纳德·贾德被认为是极简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从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创作了一系列名为《无题》的壁挂式雕塑，通过克制而有序的重复，构建作品与整体空间之间的对话。
达维拉在此借鉴了贾德的创作手法，通过对形式的加减来处置空间。他没有像贾德那样使用过度抛光的金属材料，而是用了更为朴素且能反映当下日常生活的材料——被废弃的纸箱和苏打水瓶盖。
达维拉的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思维的呈现，提出了一系列材料和视觉上的谜题，在其中，脆弱和抵抗、松弛与紧张、秩序与混乱并存。他通过对经典作品语言的挪用和语境重构，对我们原有的视觉认知方式提出质疑，并以这样的创作致敬那些经典的艺术运动。
走进了一个充满自然植栽的小花园，这是第五号密室。这个花园是名为《困惑》的作品，艺术家约翰·阿姆雷德 ( John Armleder ) 复制了真实的公园一角，他重新打造了 2009 年第五十三届威尼斯双年展期间 罗曼・昂达克 ( Roman Ondak ) 在斯洛伐克国家馆就地创作的现场作品《回路》( Loop ) 。
《回路》高度还原了现实世界的一部分——像是公园的某一处，一条小路两旁充满了绿植、灌木。这种现实与艺术的错位关系是艺术家所关注的。当我们从“艺术空间”的角度去诠释平日习以为常的景象时，我们会看见什么？而阿姆雷德这次所带来的“复制”作品《困惑》，又将这一现实场景置于不同的语境。
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两个作品，分别是克里斯托弗·威廉姆斯 ( Christopher Williams ) 的轮胎照片，以及绿白条纹天花板嵌板。
更往前走，看见橱窗。2016 年，以拥有纽约市多间艺廊及综合媒体装置而驰名的艺术家玛格丽特·李 ( Margaret Lee ) ，为纽约巴尼百货公司麦迪逊大道及城中区两家旗舰店设计了6组橱窗。这项装置设计命名为《两者兼得》，此次，“艺术家此在”展览将巴尼百货公司 6 组中的一组橱窗挪用至此，并在其中展示了一件 Gucci 的仿毛皮大衣。
第六个房间是策展人莫瑞吉奥·卡特兰的作品《无题》，他特别针对本次展览所构思，以 1:6 的比例再制绘画出西斯廷教堂。
曾传言米开朗基罗离开罗马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给教宗看他在西斯廷教堂的作品因而惹恼教宗。后来，米开朗基罗的学徒被教宗收买，他便得以步入西斯廷教堂。此后，参观西斯廷教堂的人数便达数百万人，并开始不间断地以各式机械工艺来全面重制与复制。
第七个是一个连洗手乳都是假的的洗手间。Superflex是一个来自丹麦的艺术团体，由雅各布·芬格尔 ( Jakob Fenger ) 、拉斯摩斯‧尼尔森 ( Rasmus Nielsen ) 、比约恩斯彻纳·克里斯琴 ( Bjørnstjerne Christiansen ) 于 1993 年成立。他们与其说是在创作作品，不如说是在创造能够介入社会的艺术项目。他们对当下经济社会的结构组成和运行模式深感兴趣，并致力于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可替代的模式。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复制位于布鲁塞尔贾斯特斯利普修斯大厦内，欧洲联盟理事会首长们所使用的洗手间，由艺术家在比利时根特市的土耳其餐厅 Alaturk 中所装置的公共厕所为其原始设计。
音乐剧里，斯特里克兰的故事主要是分三个时间段；对应三个女人：斯特里克兰太太、斯特罗夫太太、爱塔；对应的三个地点分别是英国、巴黎、塔希提。剧里是先看到了斯特里落魄时候的样子，之后再跳回最开始，一步步看着斯特里从呆板木讷→到听从内心对绘画的渴望，眼中有光→到最后完成了脑海中的画作，同时也疾病缠身，凄然死去。在英国，斯特里有不错的收入，美丽的妻子，可爱的孩子，用世俗的眼光看，生活幸福，好像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泯然众人。物质的殷实填补不了精神的空洞，斯特里抛妻弃子，毅然去到巴黎追求理想，冷酷无情，断了一切回头的可能。斯特里如果是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的，斯特里克兰太太觉得是可以原谅的，只要他回来；可如果是为了理想，斯特里克兰太太感受到的却是彻底的绝望，无能为力的孤独。斯特里在出走之前已经悄悄画了一年，妻子却没有丝毫地觉察，这样的婚姻真的幸福吗？斯特罗夫虽然平庸，但他对美的感知和虔诚，对天才的宽容，已经达到一种献祭羔羊般的伟大了，旁观者会替他不值，怎么会有这么没骨气的人啊！可是无底线的付出就真的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吗？最近看《一本好书》，蒋方舟说，生活对小有才华的人是最残忍的。望得到月亮，而能力又不足以够到，低头捡六便士，又心有不甘。有人会说，如果每个人都像斯特里克兰这样，那社会不就乱套了吗？可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发生啊，就是因为斯特里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他的纯粹才那么引人注目；如果斯特里是普遍存在的，那他就不特别了，而斯特里根本不可能普遍存在。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产生必须做某事的本能冲动，迷茫才是普遍现象；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了精神世界完全抛弃物质生活。成功学告诉你，无论你做过什么，只要最后成了，人们就会原谅你所有的过错，成功人士的光环自带滤镜功效。世俗的成功终归是六便士。你敢不敢只是因为热爱，敢不敢完全无视他人的目光，敢不敢全身心的投入后付之一炬？有人会为了梦中的财宝卖掉羊群，前往埃及金字塔；有人会为了让自己能够忍受平庸的生活，继续活下去，而永远不启程去麦加。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
除了斯特里克兰，布鲁诺船长和亚伯拉罕也是艺术家呀！内心激励自己的欲望，有人选择用绘画来表达，有人选择生活，有人选择放弃世人艳羡的一切，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让自己感到舒服的环境里，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亲历者，别人生活的旁观者；亲历诉诸感受，旁观诉诸理性；经历可以类似，感受顶多是共情，喜乐还是悲苦，值得还是荒废，问自己的心啊！如果斯特里克兰太太选择不原谅，才能让自己好受些，为什么要逼自己大度呢？如果爱塔选择照顾斯特里，照顾自己的孩子，而不是占有斯特里的时间，就已经很满足，这样的结合就不幸吗？斯特里还是那个斯特里，并没有变得更可爱，可是在塔希提，人们对他更多的是同情和帮助，在巴黎则是嘲笑和唾弃。用书里的话就是：
“我总觉得有些人没有出生在正确的地方。偶然的命运将他们丢到特定的环境里，但他们总是对某个不知在何处的家乡念念不忘。他们是生身之地的过客，从孩提时代就熟悉的林荫小径，或者曾在其中玩耍过的热闹街道，都无非是人生路上的驿站。他们始终把亲友视如陌路，对生平仅见的环境毫无感情。也许正是这种疏离感推动他们远走高飞，去寻找某种永恒的东西，某片能让他们眷恋的土地。也许正是某种藏得很深的寻根意识，敦促这些天涯游子重返他们的祖先在湮远的太初便已离开的故地。有时候，人会偶然造访某个地方，却神秘地感到这里就是他的归宿。这里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故乡，尽管周边的环境他从未见过，尽管当地的居民他素未谋面，他却愿意安顿下来，仿佛这些都是他生来便已熟知的。在这里他的心终于不再躁动。”
《月亮和六便士》这样的戏剧出现在上海的美琪大戏院本身就是个诡异的事件。
故事来自于作家毛姆的同名小说，描写思特里克兰德40岁抛妻弃子来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成为一名伟大画家的过程。原型取自法国著名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生平。
高更早年服务于法国海军，23岁当了股票经纪人，收入丰厚还娶了漂亮的丹麦姑娘为妻。可是，在35岁上，他却辞去了银行职务，38岁断绝了家庭关系，过上了一种生活里只有绘画的日子。
同时，他心中对原始大自然的向往，也越来越强烈，最终来到塔希提岛，在繁茂的植物和简朴的物质中度过了余生。
毛姆以此为主轴，创作了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男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40岁时，决意悖离欧洲文明所创造出的一切，物质、家庭、爱情……他用细致又充满激情的笔调，描绘了一颗灵魂对其所在的地点、阶层、时代所形成的束缚做的挣扎和冲破。
书名中的“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是当时英国货币的最小单位。毛姆的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人们在仰望月亮时常常忘了脚下的六便士，毛姆觉得这说法挺有意思，就起了这个书名。
19世纪，西方世界受控于教条理性的规范，而到了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叔本华和尼采哲学异军突起，一股尖锐狂热的非理性力量开始打破自启蒙时代树立起来的秩序和逻辑的权威，激情、欲望如同被开了闸口，流进了欧洲世界。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毛姆成书于1919年的《月亮和六便士》中对原始冲动的尊崇，受到了当时已经受够西方文明的想要逃避现实的人们的欢迎，因而成为了流行小说。
典型的同类小说还有劳伦斯所著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主人公查泰莱夫人对贵族家庭中的一切感到虚伪和厌倦，却爱上了一位猎场看守梅勒斯。背后的主题同样是人类的本能对于文明桎梏的反抗。
因此，像这样的一部小说改编的戏剧，在上海演出，是有着某种反讽的意味的。犹如李志在演唱会上说“你们都是傻逼”或者孟京辉在台词中说“观众都看不懂”那般，台上人打的正是台下人的耳光。
上海是座精致又现实的城市，而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身上更带有浓浓的老上海滩的风情，走在门口，恍若可以看到扭摆腰肢烟视媚行的旗袍女子来往。
因此《月亮和六便士》本身的精神，可以说，和上海这座城市是两条异面平行线，夏虫与冰，鸡同鸭讲。
或许也是为拉近这样的距离，却又恰恰形成了更为讽刺意义的事实是：舞台版的《月亮和六便士》被当成了一部消费型的商品来制作，而男主角对超越性艺术真谛的追求，摇摇欲坠地矮化成了一种励志鸡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部“烂”剧。
导演邓伟杰，来自香港，以戏剧作品《乌合之众》在上海为戏迷知晓。在《月亮和六便士》中，他沿用了《乌合之众》中运用成功的手法：间离，同样收获了不错的评价。
这一次，间离式的旁白叙述被从头至尾地使用，甚至结尾处，设置了一段“合上故事”后的总结陈词，使全剧更具统一感。
舞美设置相对简洁。两座巨大的像是画架的装置，既是画架，又是屋子，不是为了舞美而舞美，而是担任了叙事作用的不可或缺的道具。
除此以外就是多媒体了。多媒体担任了渲染炽热爱情的任务，也承担了该剧最难表现之处：结尾当库特拉斯医生走入小屋，看见患着麻风病的思特里克兰德所绘制的壁画，心中涌起激烈的情感。
书中如此写道：
“库特拉斯医生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他心中出现了一种既无法理解、又不能分析的感情。如果能够这样比较的话，也许一个人看到开天辟地之初就是怀着这种欣喜而又畏服的感觉的。这幅画具有压人的气势，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与此同时它又含着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叫人看着心惊肉跳。绘制这幅巨作的人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这个人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库特拉斯医生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黑色魔法，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
这样的文字，自是极难视觉化的，正如诗歌中不可翻译的东西一样，由这样的文字所激发的读者想象，正是“文学性”之所在。
在舞台上，导演使用了高更在塔希提的画作，加上一些多媒体效果来呈现这一意境，使之视觉化，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即：并无骄人的创见和突破，但在目前常用舞台技术中，最为保底的办法。
编剧李然，是大学生话剧节出身的编剧，他对小说的改编，结构合理，节奏流畅。除思特里克兰德初到塔希提时的恶搞片段很无聊外，无甚毛病。
但遗憾的是，演员表演中的话剧腔，再次破坏了《月亮和六便士》独有的粗粝、原始、汹涌，那带着波澜壮阔的非理性浪潮的质感。
那些对白和台词，被以传统夸张式的话剧腔说出后，形成严重的违和感，致使不停引发观众的笑场。这种失谐，其实正是因为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精神强度对比，被舞台剧改编为适应市场而做的削弱和减轻所导致的。因此布兰琪的爱情悲剧没有引发沉重的反思，却在观众中形成两种对立的情绪：对她嘲笑，和为她愤怒——但这两者都非毛姆本意。
在“海派”的风格下，《月亮和六便士》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上海是一座具有稳固不可动摇的世俗主义基础的城市，该剧的受众，可以说几乎是一群最不可能放弃既有生活去追随原始冲动的人。
尽管今时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在世界的地位，可与当时的西方文明的强度媲美，也具备发达的商业文明和消费文明，但却并没有使《月亮和六便士》成为“流行”的意识基础。
这是因为，与毛姆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已大量被反文明反理性的思想策反，开始批判中产阶级呆板的生活。然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庞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意识形态存在，人们也大多热爱和依赖自身的市民属性和便捷生活，“逃离”的观念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对系统束缚和艺术质感十分敏感的人士之中，以及少数始终抱着理想在宦海商海中浮沉的精英，但对后者而言，看一场这样的剧恐怕和去一次巴厘岛或做一次公益，没有太大区别。
很多座中看客，或许会感动，会流泪，会被思特里克兰德的激情独白戳到膝跳反射的穴位，但他们可能仅仅在脑海中做了一次反射，便将思特里克兰德归为一种异类艺术家，与己无关，走出剧场，继续第二天井然有序的生活，继续陶醉于珍珠奶茶式或是LV式的爱情，和汤山温泉式或是顺丰大酒店式的家庭生活之中……
除了早已饱受攻击的情怀党以外，思特里克兰德的真正追求很可能并没有被准确地传达出来，而批判着包涵都市消费主义在内的文明中那些他认为腻歪虚伪面貌的毛姆，也被制作成了一个消费品——这正是《月亮和六便士》的上演最有趣的讽刺所在。
世上有一种永无法被满足的生物，叫“原著党”，请原谅这一刻，我是。
《月亮和六便士》这样的戏剧出现在上海的美琪大戏院本身就是个诡异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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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的“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是当时英国货币的最小单位。毛姆的一位朋友曾开玩笑说，人们在仰望月亮时常常忘了脚下的六便士，毛姆觉得这说法挺有意思，就起了这个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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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毛姆成书于1919年的《月亮和六便士》中对原始冲动的尊崇，受到了当时已经受够西方文明的想要逃避现实的人们的欢迎，因而成为了流行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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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这样的一部小说改编的戏剧，在上海演出，是有着某种反讽的意味的。犹如李志在演唱会上说“你们都是傻逼”或者孟京辉在台词中说“观众都看不懂”那般，台上人打的正是台下人的耳光。
上海是座精致又现实的城市，而建于1941年的美琪大戏院，身上更带有浓浓的老上海滩的风情，走在门口，恍若可以看到扭摆腰肢烟视媚行的旗袍女子来往。
因此《月亮和六便士》本身的精神，可以说，和上海这座城市是两条异面平行线，夏虫与冰，鸡同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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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就是多媒体了。多媒体担任了渲染炽热爱情的任务，也承担了该剧最难表现之处：结尾当库特拉斯医生走入小屋，看见患着麻风病的思特里克兰德所绘制的壁画，心中涌起激烈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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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拉斯医生几乎连呼吸都停止了。他心中出现了一种既无法理解、又不能分析的感情。如果能够这样比较的话，也许一个人看到开天辟地之初就是怀着这种欣喜而又畏服的感觉的。这幅画具有压人的气势，它既是肉欲的，又充满无限热情。与此同时它又含着某种令人恐惧的成分，叫人看着心惊肉跳。绘制这幅巨作的人已经深入到大自然的隐秘中，探索到某种既美丽、又可怕的秘密。这个人知道了一般人所不该知道的事物。他画出来的是某种原始的、令人震骇的东西，是不属于人世尘寰的。库特拉斯医生模模糊糊地联想到黑色魔法，既美得惊人，又污秽邪恶。”
这样的文字，自是极难视觉化的，正如诗歌中不可翻译的东西一样，由这样的文字所激发的读者想象，正是“文学性”之所在。
在舞台上，导演使用了高更在塔希提的画作，加上一些多媒体效果来呈现这一意境，使之视觉化，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也即：并无骄人的创见和突破，但在目前常用舞台技术中，最为保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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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演员表演中的话剧腔，再次破坏了《月亮和六便士》独有的粗粝、原始、汹涌，那带着波澜壮阔的非理性浪潮的质感。
那些对白和台词，被以传统夸张式的话剧腔说出后，形成严重的违和感，致使不停引发观众的笑场。这种失谐，其实正是因为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精神强度对比，被舞台剧改编为适应市场而做的削弱和减轻所导致的。因此布兰琪的爱情悲剧没有引发沉重的反思，却在观众中形成两种对立的情绪：对她嘲笑，和为她愤怒——但这两者都非毛姆本意。
在“海派”的风格下，《月亮和六便士》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上海是一座具有稳固不可动摇的世俗主义基础的城市，该剧的受众，可以说几乎是一群最不可能放弃既有生活去追随原始冲动的人。
尽管今时的上海城市化程度在世界的地位，可与当时的西方文明的强度媲美，也具备发达的商业文明和消费文明，但却并没有使《月亮和六便士》成为“流行”的意识基础。
这是因为，与毛姆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西方知识分子已大量被反文明反理性的思想策反，开始批判中产阶级呆板的生活。然而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庞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意识形态存在，人们也大多热爱和依赖自身的市民属性和便捷生活，“逃离”的观念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对系统束缚和艺术质感十分敏感的人士之中，以及少数始终抱着理想在宦海商海中浮沉的精英，但对后者而言，看一场这样的剧恐怕和去一次巴厘岛或做一次公益，没有太大区别。
很多座中看客，或许会感动，会流泪，会被思特里克兰德的激情独白戳到膝跳反射的穴位，但他们可能仅仅在脑海中做了一次反射，便将思特里克兰德归为一种异类艺术家，与己无关，走出剧场，继续第二天井然有序的生活，继续陶醉于珍珠奶茶式或是LV式的爱情，和汤山温泉式或是顺丰大酒店式的家庭生活之中……
除了早已饱受攻击的情怀党以外，思特里克兰德的真正追求很可能并没有被准确地传达出来，而批判着包涵都市消费主义在内的文明中那些他认为腻歪虚伪面貌的毛姆，也被制作成了一个消费品——这正是《月亮和六便士》的上演最有趣的讽刺所在。
世上有一种永无法被满足的生物，叫“原著党”，请原谅这一刻，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