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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窝头会馆》是由国内知名的影视编剧刘恒编剧，由林兆华导演的一部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礼的话剧。讲述了北平城中的一家小院“窝头会馆”中四户人家的悲欢离合、希望与绝望。虽然整部剧的语言风格充满着北京风味、轻松愉快、雅俗共赏，但是在内容上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有人说，这是另一本《茶馆》。作为献礼剧，这两部戏剧共同营造了不同的充满京味儿的、不可避免地走向新中国的老北平。但是我认为其中的北平人因为阶级差异而观念也差别甚大。《茶馆》里王立发所见的各位“爷”，他们是意气风发地认可北平、热爱北平，甘愿为了留在北平的生活而忍气吞声。《窝头会馆》里的几户人家却都认可苑江淼所说， “烂透了”。翠兰投向弥勒佛，穆蓉转向基督耶稣，苑国钟捧关老爷，古月宗作为前朝举人还在迷信老黄历。他们之间联系在一起的是共同的信仰——钱。而年轻人和各个时代一样，激进地反对过去，叛逆父母，他们中有人仍相信国民政府，更多的已经信奉了马克思。年轻人了解知识，懂得政治，看似比旧时代的父母更坚定地找到了信仰，找到的了治国良方，但是其实连自保都不能。最终他们被上一代人信奉并践行的“仁义”征服了。乱世里哪一种信仰更高明，高下立见。铲屎官花花Lv22023-05-12
一． 混乱的信仰——心理安慰
《窝头会馆》中聚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在乱世里他们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自己的信仰。小院中住着四户人家——翠兰一家以及他们的女儿一家、穆蓉一家、古月宗以及房主苑国钟和他的儿子苑江淼。虽然四户人家基本上都属于底层人群，却有不同的来源。翠兰和苑国钟只是普通百姓，有更为艰难的过去：翠兰为了女儿做过暗门子，苑国钟抱着童子痨的儿子在街里走投无路。穆蓉曾经是位大格格，玉浦是一个识字的正骨医师，他们要比院子里的其他人更有文化——也更自私。古月宗是前朝举人——虽然是买来的。苑江淼曾经读书，因病休学。不同的来源和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信仰，投向不同的心理安慰。当然这样的安慰也是作者塑造的笑料之一。
旧社会里女人本该是柔弱的被主导的，但这个院子里的几家做主的都是女人——虽然苑国钟劝翠兰和穆蓉，“把掐架的事情都留给公的。”，但一谈到房租，却又只能同两个管钱的女人要。也许这是她们需要去抓信住仰的原因。开场吵的第一架，“哈利路亚”和“阿弥陀佛”的碰撞使人发笑。在第二场里面相互揭短的吵架里，她们更是将相信的神像、佛像都搬出来放在了自家的门框上，连苑国钟也请关老爷前来“凉快”“凉快”。翠兰说弥勒佛自在、高兴——“我们这光肚子就顶他们那全身的肉呢”、 “就坐在这笑话他们”。翠兰接受自己的过去，只干，代表着一种乐观精神，她不信奉苦难，也不相信得救。而对门穆蓉家门口，挂着一尊受难的耶稣。翠兰说耶稣干瘦、愁眉苦脸，但穆蓉因“摩西带领众人出埃及”而流泪。大格格有一些满清贵族的遗风，被西方文化征服的文化。但是耶稣教导信众爱邻人，却被穆蓉完完全全地忽视。《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当众人指责妓女的时候，他说只有无罪之人有权力批评妓女，于是众人皆无言。在窝头会馆里，当过暗门子的翠兰，却反反复复被穆蓉拿出来讽刺。更加讽刺的是穆蓉在这样的方面也不是完全干干净净的。而弥勒佛这边，佛不在乎一切，我想也不会愿意按翠兰的意愿，“坐在这里笑话他们”。
第二幕里关老爷也被请出来“凉快凉快”，看着苑国钟催收房费。田翠兰让苑江淼搭伙吃饭、赔了苑国钟的树钱，却仍然给掏出了房费。而这个月穆蓉家声称缺钱只送给了两贴膏药。两家做法中看起来似乎是翠兰的人品更胜一筹，但是作者又不断地在整个剧里进行揭发。翠兰和苑国钟一起睡觉，穆蓉因此揭发她是一个“托儿”；穆蓉和玉浦处于经济困境，但是翠兰又说他们家发霉的药不耽误卖钱。当着关老爷的面，苑国钟依然收不全房费，我们也没法从一家之言的戏剧截面里判断哪一家是善人，好像作者也在拒绝我们进行一次价值观的判断。苑国钟面对着这样“无能”的关老爷，知道求神无门。他只能无奈地在寒风里打趣冻着的三位塑像，“他们两位光着的没冻着，我这关老爷穿着盔甲戴着头盔倒冻着了”“他都给我一刀了，不冻着他冻着谁？”。迷信封建的“前朝举人”古月宗，回答“最喜欢的皇上是哪位”，他将清朝的几位皇帝的名字打趣了个遍，到头来最喜爱却是他的那些蛐蛐皇帝。他为自己七十三备下的一口棺材，甚至常常躺在里面，但最终睡到这个棺材的却是不信这些的苑国钟。在作者的笔法下，他们选择的信仰甚至对于他们自己都是无用的、可笑的，是戏谑的。信仰没有让他们得救，没有让他们获得平静，只是他们逃避生活的一处精神靠山。
二． 坚定的信仰——钱
钱可以说是这个戏剧里人物关系的基础网络。古月宗和苑国钟是卖家和买主的关系；翠兰一家和穆蓉一家与苑国钟是租客与房主的关系；肖启山每次出现总要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从我记事起，你念叨着就是钱钱钱。”钱也是苑国钟和苑江淼父子二人的主要矛盾——是《窝头会馆》的慢慢剥出的一个陈年秘密——苑国钟的买宅院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苑江淼恨他催邻里要房前、恨他攥着同学们给他捐的钱不放手、恨他从共产党员处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获得的三百二十块大洋。这是在新人眼中的旧人——信仰一栏得填钱的那一种人。但是翠兰又对苑江淼说，“不该怪你爸，这街上是个人就这德行。”确实如此，出现的配角们——牛大粪，因为在主顾的茅房如厕被扣掉三个月工资；肖鹏达，就是因为偷轮胎换钱而进了监狱，拿着抢指着父亲抢金条。君子不爱财，但是对于他们这些生活者，缺钱是最大的生活困境。拼命攥住手里的钱是他们性格里的真实的塑造。
而与苑国钟等人拼命抓钱相照应的是苑江淼同周子萍一代人。苑江淼生气地向着父亲喊道，“我宁可不要你们这钱。”“您把钱还给同学们！世界上不是只有您一个人等着用钱！”“我怕这钱沾上了您的手就不干净了。”苑江淼将无处抒发的政治理想和热情一股脑地发泄在了父亲的头上。
在他们对于钱的信仰上，作者是寄予了充分的同情的。同情为了钱去做“暗门子”的翠兰，同情苑国钟为了儿子攒钱反而因此遭到儿子的耳光——而他也确实私自动用了无人认领的共产党员的钱。他们获得同情不是因为他们被冤枉——在这个院子里的人都不清白，但是他们被生活所迫，观众无权予以指责。
三． 政治的信仰——光明理想
政治理想看似是比迷信宗教和渴望金钱一个更高级的一种信仰，因为他们掌握在新一代的手里。
而三民主义也曾经掌握在新一代的手里，如今已经被人忘记。把三民主义改为三官主义，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官国。这样的玩笑在现在就没有现实照应了吗？官本位改变了吗？在场观众的笑声里，透露着了然。
国民党的政治信仰已经被糟蹋透了。官员散尽，剩下如肖启山这样的一些人，正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捞到最多的好处，即使是“黎明”前的一晚。 当肖启山拿出入党申请表给他们填，院里的人都知道，加入国民党就是为他们陪葬。肖鹏达曾经为国民党背过一次锅，不想再成为他们的替罪羊。 但是反面人物肖家父子的形象在这个戏剧中有是那样强劲和主动，前两幕里他们是获益者，他们拥有手枪、拥有权力——最后一幕却用手枪谋杀了自己的权力，父子相残——也是为了钱。
共产党的形象在本剧里是最为柔弱的，即使邻居间频频传来共产党军队攻城略地和罢工、游行的消息。听起来运动好像声势浩大，但是本剧的两个信奉共产党的人，也可以说是代表——一个是柔弱的小姑娘周子萍，另一个是从小病弱等死的革命者苑江淼。他们的行动对于政治时局看起来那么无力。革命的宣传单不仅没有发挥出先进的作用，反而成为导致苑国钟丧命的罪魁祸首。更多的他们是一个受到群众保护的角色：苑江淼被父亲拦在身后，周子萍躲在母亲怀里。正因为剥去了革命者的激情，本剧一定程度上是去除了阶级进行叙述的，将人还原为人。
这样的两种对照里，我想拥有政治理想社会就因此而进步吗？《乌合之众》里对于社会有一种看法，“一个民族，根本没有能力真正地改变自己的制度，以暴力革命为代价，他当然可以该改变这些制度的名称，但本质不会有丝毫改变。”我觉得《窝头会馆》里无疑验证了这种说法。会馆里的几户人家是这个民族最为广大的基础，他们从未因为暴力革命成功或失败的消息而期盼而憧憬而忧虑而奋斗。他们在生活寻找荒唐的安慰，能逃则逃，能躲则躲。周玉浦问，信仰这一栏，我填悬壶济世合适吗？这是一句笑料。对于信仰这一栏该填什么，他们没有概念，悬壶济世？钱？总之不会想到答案是三民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只是名字而已。小斗子的师父无论什么战争来征兵、什么党光临都要抽羊角风。我相信他们无论何时都一样。在免除税赋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不情愿地填上没落的国民党的入党申请书。民众的思想基础没有变化，第二天的黎明也就不会与前一天的有什么不同。把政治理想作为武器的年轻人，本质上与信仰各种宗教的父母没有不同——因为他们找不到真正的敌人在哪里。以甘做牺牲品的热情，麻痹生活。
四． 作为人的信仰——善的光辉
《窝头会馆》一剧三幕中抽丝剥茧的展示出了一个底层人民的最深沉的信仰——仁义、善。这是本剧升华之处所在。本剧贯穿着一个秘密——苑国钟买宅院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答案里展现了善也展现了恶，展现颠覆，也展现悲悯。混乱的信仰对于他们是无所谓有无的，弥勒佛和耶稣基督只是他们斗嘴吵架的一句口头禅而已。至于政治，与苑国钟、翠兰他们更是毫无关系——虽然他们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中，他们关心的也只是儿女是否安全而已。多年前的旧事却将政治联系到了他的身上。一位共产党韩先生在被捕前将三百二十块大洋交给了苑国钟，苑国钟本应该交还，但是却无人可还了。用这样的钱换来的小院是他良心上一个难以跨国的门槛。
本剧中最动人的一点是坐着并没有直白地袒露出仁义，感情深深地被埋在本性下，平时的生活里，钱是重要的，自己的营生是重要的。虽然钱很重要，没有人重要，没有仁义重要。如果说拼命攥住钱，即使是生活所迫，也都多少显出他们的劣根性，那么用各种方式平衡钱和良心之间的天平就形成了他们的生活哲学，包括信仰佛和耶稣、关老爷和皇上。这也是信仰政治的年轻人们在做的。苑国钟也许就是用偶尔少收租钱这样对邻里的包容来平衡他那一良心的拷问。女婿不理解岳母，在苑国钟的质问里他因为自己的话而羞愧。儿子对于父亲的不理解，终于也在最后一幕的悲剧里消弭了。黎明还没有到来，救赎他们的不是马克思；金条还躺在地上，能拯救他们的不是钱和机票；帮助了他们的不是弥勒佛也不是耶稣，在翠兰的女儿难产的关头，是穆蓉与翠兰联手救下了她。让一切和解的是苑国钟的死和一切误会的真相大白。
五． 讲述话语的年代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重要的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窝头会馆》创作为新中国六十周年的献礼剧，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并没有满足于对伟大成就的歌功颂德。90年代中盛行关于“人文精神的衰落”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虽然这一讨论没有得出定论，但是却促进了宏大叙事的解构，戏剧作品开始转向叙述小人物，将英雄还原为人。《窝头会馆》中的革命者苑江淼从小身体羸弱，帮助“赤党”宽容租客的苑国钟也用赤党的钱买下了窝头会馆，仁义敞亮的田翠兰曾经做过“暗门子”。剥去了英雄的光环和革命激情，标识了出局限性，也因此而真实。
本剧没有采用宏大的叙事，而是选取了新中国前的三个横截面小院里的生活，塑造几个典型时间段里的群众心理变化。但其实编剧刘恒不同于老舍，他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他的剧本都出自他对于老北平的研究和猜想，因此写出这样的一些人物是带有选择的典型性的。
二十一世界的人们相信什么呢？教堂人满，寺庙香火不断，求财、求子、求名、求利，难道比剧里他们笑过的人更好吗？唯一的改变可能是人们不相信“善” 了。但是“善“才是剧里最动人的主题。因此观众更会因为层层挖掘出仁义这样的一个主题而受到触动。回复赞
Lv4人活着就是要开心，尽量地开心，一群人要开心，一个人也要开心。你好、陈大发Lv42023-05-17
——老周说
4个月前听说赖声川的《宝岛一村》7月份要来上海，火速买了票。
那时候的我单着身，住在一个10平米逼仄的小房间里，每天挤一个多小时地铁上班，生活很窘迫，咬着牙花了几百块钱去期待一场一百多天后的演出，心里想的是：
赖声川，这戏要是不好看，你就死定了。
久仰大名，一再错过，这次也不知是跟谁赌的气，只是觉得排除万难也不能让7月发生任何事。当时是为了一扫灰暗生活的阴霾，没想到，帷幕一旦拉开，便是哭哭笑笑，笑笑哭哭，不能自已。
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坐着2号线来这里买票，晚间大雨倾盆，我吃了一顿麦当劳当晚饭，又来到这里，坐在座位上，听着王伟忠的开场词。
就如同如云见到子康的时候对子康说，我还记得我20多岁的那天早上，阳光很灿烂，你走出门去，意气风发，天黑了，你推开家门，出现在我面前的却是这样一个老头子，你回来干什么？你是来吃晚饭的吗？
这一早一晚，是40多个春秋，她捱着，他也捱着，两相见面，有旧情，更多的却是不甘、愤怒与嗔怪——这么多年你去哪了？为什么连个消息也不给我？
她嗔怪的不是他，是时代和命运。
《宝岛一村》是一个时代感很强的故事，三个家庭，被当时那个特殊的时代拉扯得无能为力，他们住在一起，共用厕所和窗户，说话隔一堵墙，老朱家里甚至始终杵着一根电线杆，落雨的时候，水都能顺着电线杆流进地下的土壤里。
但在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实在太多。
那是一个猜不到未来的年代，他们来台湾的时候，以为一年以内就能回去，时间久了，老太太走了，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他们仿佛在这里扎了根，却还存着回家的念想，直到老蒋去世……
乖巧懂事的大毛后来卖了身，莽撞又吊儿郎当的大牛却成为了商界精英，当大牛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再次见到大毛时，他问她，该不该要，大毛说根据或然率，你现在的牌不该要。
大牛说，有些时候，或然率并没有用，我相信感觉，我要。
大毛发牌，然后，哭着对他说，21点，恭喜你，大牛。
年轻的时候，大毛与大牛玩21点半，大牛总是说着根据或然率你该要，或是不该要，可大毛总是凭感觉，说出与大牛的建议相反的选择，每一次都能赢，然后在大牛的怀里调皮地笑。
40年后，他们都老了，重逢在赌场里，这一次，说或然率的是大毛，赌运气的却成了大牛。
依旧是运气赢，可他俩却好像把所有的好运都压上了牌面，输掉了感情和人生。
时代，都是时代，冥冥之中就像有人一再与这群人开着玩笑，就像那个荒诞不经、却被一再提起的“戴笠死没死”的争论，他们曾经相信规矩，相信承诺，相信生活会变好，就像相信戴笠死了或没死一样坚定，最后，他们磕磕绊绊走到暮年，脸被打得啪啪响，也没有什么能证明他们是对是错。
那是一个将就的年代，物质将就，精神更是几乎荒芜，除了活着，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信仰”的事。
他们来台湾的时候，有人为了一席位置，冒用了别人的名字，那是为了保命的“欺骗”；大牛和大毛谈恋爱的时候，大毛的妈妈问他们为什么非要跑到防空洞里去聊天，房子连着房子，哪里来的“空间”和“隐私”；子康消失后，如云去老吴家做佣人，和老吴暗度陈仓，被老吴的妻子看在眼里，却彼此无从捅破，那是狭小圈子里不得不隐忍的“耻辱”……
很多年以后，连曾经每天洗澡听音乐的北京妞也不得不成为泼妇，她歇斯底里地拆散了自己的女儿和隔壁小子；对着一扇打碎的玻璃搬出毛蒋二人的旧账就为了逃那一点点修理费；明明过去十指不沾阳春水，如今却也修起了装饰品卖些小钱。
你能责怪她吗？她从骄傲的大小姐，落魄成现在的样子，那是她的错吗？
可我喜欢《宝岛一村》的故事，因为它只是一种艺术加工后的“纪实”，只有观察，而不带任何评判，有唏嘘，却没有苛责，有失落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愤怒与怨怼。
是啊，那不是一个好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段人们不愿记起的残忍的时代，活在那时候的人，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摆脱大浪潮，一朝从大陆被冲上宝岛，就只有挣扎和将就的命。
可那也是一个有情有义有爱的时代。
老太太走之前，把闽南小妹叫到家中，教她做天津包子，那时候她们之间连语言也不通，可小妹在一连串老太太的指手画脚中，还是明白了她说的话：夏天，天津包子的馅儿啊，得三分肥七分瘦，到了冬天，天儿冷，四分肥六分瘦才更好。
老太太教小妹做包子的时候是夏天，到了冬天，老太太走了，小妹把四分肥六分瘦的包子供上牌位，泪流满面。
还有做棺材那段，老赵拿着十块钱求小黄做一口棺材，一口棺材外面都得100多，可他们只有十块钱，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积德行善，小黄一咬牙还是答应了下来。
若干年后，老赵去世，儿子小毛找到小黄，让他帮忙做一口棺材，给他父亲，他说他父亲说这口棺材的故事说了一辈子，大概用小黄做的棺材，才能走得更安心。
可怜小黄只是一个木匠，本不做棺材板儿的生意，为了他们那个村，硬是做了两口棺材。
……
那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横跨了四五十年时间，它有青春的叛逆，中年的惆怅，晚年的凄凉，看这部戏时我笑着哭，哭着笑，一直到终场，我边鼓掌边流泪。
因为小人物们在那段历史沉浮里挣扎得令人刺痛，而虽有刺痛，他们依然成为了一个个善良的人，善良的有情、有义、有爱的人，相互扶持，磕磕绊绊，一直到老，散落各方。
散场之后，我坐在出租车里，手里捧着剧组发来的包子，趁热打电话给我妈，我说，妈，你知道吗，你也生在一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可现在看来，你是我见过最优雅的老太太，你虽然常常无视规则，但在混乱的时代里，能保持你这种程度的善良，还有对艺术的一丁点追求，就是厉害，就很伟大。
命运给你们开了那么多玩笑，你们却还能还以命运一段精彩而不虚此行的人生。回复1赞
Lv4上半场，当白孝文被鹿子霖设计诱惑，堕落到睡女人、吸鸦片，饿死媳妇，卖田卖房，只能等着祖屋第二天被人拆掉的夜晚，白嘉轩说：“说实话我见不得旁人来拆我的房。房是啥？是祖宗、活人的脸面。我白家，不能让人家来撕祖宗的脸……”Lst淺笑Lv42023-08-22
下半场，当当了土匪的黑娃被保安团抓获，白嘉轩请求团长白孝文放了黑娃，孝文说：“大，你这一辈子，脸比命还要紧哪！”白嘉轩说：“你总算明白了，活人活的是脸！”
如此，一个为了“脸面”可以不顾性命的白嘉轩就出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然而，在陈忠实的笔下，鹿子霖派人前来拆房时，白嘉轩极力不动声色地看人拆。当孝武说他明日再盖一幢更体面的房时，白嘉轩拍掌称是：“这就对了！一拆一盖，人就分清了谁是白家的孽子谁是顶梁柱！”他还让鹿子霖把房上拆下来的一切零零碎碎统统拿走：“你替我把眼里的楦头挖了，把那个败家子撵出去了，算是取掉了我心里的圪塔！”
在陈忠实的笔下，当孝武对父亲要救黑娃的决定惊讶不已，说“你的腰杆给他打断了你忘了？你忘了我还没忘！”时，白嘉轩说：“孔明七擒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白嘉轩则“坚定不移”地说：“谁笑我是谁水浅！”
如此对比，我们能很明白地看到两个白嘉轩的差别。剧中的白嘉轩不如小说中的白嘉轩腰杆硬、有定力，也不及小说中的白嘉轩有格局、有仁义。陈忠实看着炽热而广袤的白鹿原和原上人，以及千百年来涵养就的原上传统时，既有批判也有敬重，既带着一双冷眼又怀着一副热肠。他固然看到人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淘洗下无力挣扎的悲剧命运，但在看到这种脆弱和人性的弱点之外，也看到人的精神与文化的力量。这是他对于传统文化和人本身的非常冷静与深刻的思考。
陈忠实在小说的创作手记里写过白嘉轩与白鹿原合而为一的话——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白嘉轩身上有着旧时中国封建文化的愚昧、狭隘与残忍之处，但他的立身之本绝不是“维护脸面”。他为什么这么不能容忍白孝文的堕落？这与他在“反正”之后要求族人背《乡约》是相通的——让族人背《相约》，是他担起了族长的责任，要“教民礼义，以正世风”，将白鹿原变成一个礼仪之邦，使之世世代代延续兴旺；他不能容忍白孝文的堕落，不仅是因为孝文“把尿撒到了祖宗脸上”，更因为孝文作为一族之长，非但不能承履行义务，淳化民风，甚至还要以实际行动败坏民风。极力不动声色地看人拆房，既是“不服软”性格的体现，也是向人表明与这个曾经做过族长的儿子彻底的决裂。拆房之后，他就将白孝文赶出了白家。
至于白嘉轩救黑娃，就更不是为了颜面，为了求得一个“以德报怨”的好名声。看了小说中他与孝武的对话就可得见，这是“仁义”规定了他的。人若悔过当给予重生的机会，作为尊长，应当去挽救他，重造他。剧中这一改，无疑就把白嘉轩改“迂”了，也改“轻”了。
朱先生也是如此。
据说朱先生的原型是儒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个代表。儒学发展到后来有很多令人憎恶的不人道的东西，比如对人性的残忍压制，田小娥就是其牺牲品，白孝文也是其受害者。但它有些东西是至今也不过时的，比如宠辱偕忘、淡泊名利、傲骨嶙嶙等人格操守上的涵养要求，比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民本思想、入世精神和读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等。朱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应邀去南方讲学，却因为不堪南方文人对修学的浮躁虚伪态度而逃回白鹿原；“反正”时期，为了制止西安清兵总督的反扑，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劝说；原上旱灾，民不聊生，他接下发放救济粮的任务，挂着自备的干粮袋行走在赈灾前线，如此清廉、悯民，令人肃然起敬；生逢乱世，他自嘲自己百无一用，潜心编纂县志，在县上停拨款项的情况下，为了付梓送掉了书院的一棵柏树；抗日处在胶着状态时，他须发皆白，还要投笔从戎。黑娃的农协倒了台，田福贤又回来报复，朱先生说“两家子争一个鏊子，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受苦的还是原上人——他看世事多么灵透！与白嘉轩一样，他的身上也有局限性，儒学的很多理念已经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所以陈忠实“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剧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出自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
由此可见，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固然有时代的局限，但同时也凝住了优质文化的结晶。他们以后者与乱世抗争，终因前者而归于失败，由此而得来更强烈与更深刻的悲剧感，作品才更显厚重。而剧作中他们身上的这些闪光点几乎被消解殆尽（朱先生抗战一段有所涉及，但因无前面的铺垫而显得生硬），白嘉轩被演轻了，朱先生被演轻了。
非但如此，鹿氏兄弟与白灵也被演轻了——
鹿兆海护送白灵出逃一场，编导让鹿兆鹏登了场，鹿兆海与哥嫂的矛盾不知不觉从原著中的信仰对立，“八卦”成了三角恋情下的妒恨。在原著中鹿兆海终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肯退让，不得已与白灵分手，最终战死在抗日疆场；然而在这场围绕“兄夺弟妻”问题展开的争执中，鹿兆海变成了一个为了与白灵厮守情愿抛弃自己信仰的人。鹿兆鹏也从原著中那个为了革命信仰殚精竭虑的热血青年，变成了一个僵化的符号。原著中他并不知道自己被组织安排与白灵假扮夫妻，而剧作中他明明知道这一点还要瞒着白灵。这倒真给兆海的指责提供了事实依据。至于编导在这场争执中安排的，貌似为了揶揄而存在的搞笑台词，更是冲淡了这“信仰之争”的庄重与悲壮的气氛——这是鹿兆海在剧中的最后一场戏，接下来，这个“白鹿原上最好的青年”就要身赴国难，永垂不朽了；而白灵也将走向生命的终点。如此搞笑揶揄，又何尝是对坚持信仰者应有的尊重！
戏剧的改编创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主创人员对于原著确实可以做出自己的解读。但任何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都面临一个是否秉承原著精神内质的问题，如果在此基础上能有更高的境界，则更是观赏者之幸运。很显然，在这一点上，此版话剧的改编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比之这个遗憾，因为小说时间跨度极大、事件繁杂、人物众多而造成的结构松散、情节上头绪多、忙于交代事件而疏于人物塑造等问题，都显得比较次要了。犹记得2017年乌镇戏剧节上演的经典剧作——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给我的启示：想让戏剧动人心魂，最根本的依靠，永远是一颗深刻、温柔、悲悯、高贵的，能够深刻理解作品的心。如果不能深入走进一个作品的心底，一切导演手法的运用就会无可避免地显得浅薄而轻佻。回复赞
Lv4我觉得对于我这种不怎么看推理的人来说是一部能看的作品，剧情是流畅通顺的，如果能接受日本文学那些乱七八糟的伦理问题基本没问题，我觉得算不上在探讨什么但确实踏踏实实讲好了一个故事。确实不太适应日本文学的叙事方式，尤其是这部剧一直在强调年龄，但演员呈现出的东西和台词并不完全相符。比如秋叶，表演上给我的感觉是她年纪不大，但是按照“十五年前十六岁”推算出来她也30了，渡部的年龄其实看起来也就30上下，但是又一口一个说得自己七老八十似的。“黎明之街”这个题目只在开头提及了一下，不知道是原著就是这样还是剧组做的取舍。树姑娘Lv42023-05-16
很难满意工作室确实是把舞台装置玩出花了，很爱看他们还能整出什么花头来。灵活移动的三个箱体和后面大屏上的短信都挺有意思，但是大屏短信大部分时候都会被挡在前面的箱体遮挡，坐在前排只能看到发件人，虽然也没有太影响理解剧情吧。雨棍一出来我乐，搁着再利用道具呢，之前放在韭厦小剧场音量太大会影响演员台词，但是现在放在中剧场效果差很多，放在剧情里又没有很必要，作为音效又不够震撼了。下雪的时候还蛮惊喜的，感觉材质和塔子的雪不一样，是小纸片一类的。一下雪前排的观众都在盗摄，好烦。
冲着虞潇菀来的，之前被她在小客厅的宣传物料抓住了，很明艳有攻击性的美。这个剧的造型其实没那么张扬没那么衬她，但是她的表演很好欸，藏在僵硬刻板语气背后的疯狂，也是迷人的。夏传宇又有吃螺丝。回复赞- Lv4我得多幸运第一次读剧就抢到了田翠兰。回忆那天讨论到的几个点。胖子就是矯情Lv42023-05-15
一是田翠兰的“笑”。
我：作为“悲凉”基调的剧中喜剧色彩最浓的角色，翠兰子的笑极富有力量。我始终觉得“笑”是一种很高级的文学手法，历经大磨难后通透的乐观、身处磨难中的笑对人生，“含泪的笑”、但也是彻底的笑。翠兰的刀子嘴豆腐心，先是在演员台词的张力中表达出来（宋丹丹演得太好了！当然我也觉得自己读得挺好哈哈哈），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戏剧“声”的魅力，虽然剧本的文字中也能看出来，但是“真听”的效果绝对更好。而在之后苑国钟的讲述中又看到了翠兰“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人物于此完成“圆形”塑造。实在是妙，我可真喜欢翠兰子。
二是悲凉的氛围。
陈一：最好的人（苑国钟）死了，好人没好报，让人悲伤。
我：新的阶段到来了，然而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在继续，看完后的我们心中或许会想“之后呢，他们到底该怎么办？”似乎这是一种悲凉的原因。
陈一：年轻人激进的话语在老一辈人对苦难的理解中那么不堪一击，使人质疑即将到来的新世界。
我：对于“新世界”的幻想在剧中是一个形而上的空中楼阁式的存在，年轻人没有经历厚重的苦难，总是虚的，但最后苑国钟对苑江淼讲的心里话以及父子二人的和解，都是对空中楼阁的填补，这是一种更新与接力，新世界因此也存在曙光，不是彻底的悲凉。也是因为这一点，似乎《茶馆》的结局（撒纸钱埋葬自己）“悲”得更加彻底，作为与其互文的《窝头会馆》，透进来的光明反而更多。
Harry：似乎没有太多的悲凉之感，每个角色也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乐在其中，这只是我们作为后来人以及上帝视角作出的结论。回复赞 
Lv4一场内战，造就了无数个家庭的悲剧，母亲的儿子去了台湾，妻子的丈夫去了台湾。离开的时候他们都说，只是去几天啦，很快就打回来了，但是他们都撒了谎，这一去，是40年。难道这不是EnglishLv42023-05-13
王伟忠生于眷村，长于眷村，他很想把这些故事表达出来，对于他人而言，是一个青春的故事。对于他，这就是他自己的人生。
1949年国军败走大陆，几百万公教军人员以及家属随同来台。底层士兵在慌乱中重组家庭，住进眷村，开始新的生活。
物质的匮乏，精神的失落，都不能阻止他们在绝望中收拾起生活，一点一滴的开始。来自各个省份，言语难通，却有类似的经历。邻里之间，有互相扶持，有互相埋怨，到最后剩下的还是一辈子的感情。
一度被蒋委员长承诺的反攻大陆，勿忘在莒的目标激励着，幻想着回到自己的家乡，直到蒋公逝世，一切诺言都已经破灭。老兵们都在哭，哭蒋委员长的离世，更是哭自己梦想的破灭，哭着此生难返故乡。
当然，生活还是要继续。
80年代，大陆开放探亲，多少人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多少人的妻儿已经开枝散叶。多少桑海沧田。国共决裂40年，说来也不是多长的时间，对很多人而言，竟是一生。甚至，直至离世都没有回到故土，都没有再见父母兄妹一面。
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始，以眷村为背景的故事接连上演。但是对于大陆观众而言，最感触的除了共有的人性感触以外，最动人的还是那场内战，兄弟阋墙，从来都不光彩，更可怕的是这场内战让数以百万人骨肉分离，经世不得相见。
当主角40年后回到上海，父母已经逝世，他跪在坟头，失声哭泣，从未想过，那次分离，竟是最后一次凝视父母的面容。此时，我听到身边昏暗的座位里四起的啜泣声。回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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