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宝岛一村》之前，怀抱着很大的期待。因为王伟忠，因为冯翊纲、屈中恒、宋少卿，因为我喜欢的“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欢”题材，当然，最重要的，因为赖声川。我是被第一版的《暗恋桃花源》带进舞台剧的世界的。这一次对我来说，背景、演员、题材，再加上导演，万事俱备，只欠观众在台下感动而已。 近三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在献给演员们的经久的掌声中，我坐在保利剧院二楼的座位上，看着楼下舞台上脸庞不那么清晰的王伟忠和赖声川，默默许诺自己，明年，如果宝岛一村还来北京，还在保利剧院，一定要给自己买一张前三排的票。 这是一部超出了我预期太多的作品，即使我已经保持着极大的期许。 《宝岛一村》是一部很直白很实诚的作品。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讲故事的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甚至情感的表达和宣泄都非常的直接干脆。大陆老兵们对故乡的眷恋，对党国的忠诚，对新生活的不安、绝望与希望；第二代眷村子弟的成长、逃离；军眷们的人生起落、甘苦自咀。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任何观众会难以理解的对白、桥段或是其他元素（除了那个贯穿首尾的极具象征意义的陆奶奶）。《宝岛一村》是一部完全不炫技的作品。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赖声川把时代、民族、个体汇成一把玄铁重剑，一挥之下，情感溃堤。中国人通常认为，一件事做到极致，反而会看上去走向了反方面。大工便是不工，大巧便是大拙。《宝岛一村》电视剧般的通俗易懂之下，是赖声川绝对大师级的控制力。笑和泪，喜剧和正剧，王伟忠和赖声川，这之间的转换与融合，精准无比，浑然天成。 《宝岛一村》是一部煽情的时代大剧，是三代人的历史。这种戏本就是催泪大杀器，又赶上导演选择了最通俗易懂的手法来讲述故事，从第一幕开始，一直到最后那漫长的献给演员的掌声结束，我一直听到身边压抑却清晰无比的啜泣声。当然，我自己也是众多在黑暗中拼命压抑自己的死要面子的观众之一。从剧中升旗时，老赵拿出那面破碎不堪的旗，然后在老婆追问之下，告诉他那个背着这面旗死在了抗日战场上的自己的好友，就是真正的“老赵”；到众人在眷村度过的第一个除夕夜里，老兵们合唱《松花江上》；再到老赵请小黄师傅为自己的岳母打一口十元钱的棺材。初到宝岛一村的这第一部分，我已经双眼泛红，苦苦压制着自己心中迅速汇聚起来的人类世界中永恒存在着的一种情感。 这种情感叫乡愁。 李安当年在观看《暗恋桃花源》之后，哭得泪流满面，他说他在这部戏里看到了“无尽的乡愁”。李安、赖声川、王伟忠那一代的台湾人，从小在台湾长大，但是他们的父母，却是地地道道的外省人，他们操着各省的方言，只吃得惯家乡的食物，听不懂闽南话，吃不惯面线。他们来到台湾，很多人一辈子就再没回到过家乡，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乡愁，被他们的孩子听到、看到，然后这些孩子，从嘉义去了台北，从屏东去了美国，这些孩子，他们有两个故乡，大陆上，父辈的故乡，以及太平洋上，那座被称为亚细亚的孤儿的宝岛。对李安们来说，乡愁在他们既来自于他们的血液，也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生活。 《宝岛一村》也里满是这样的乡愁。三代人，四种乡愁。 老赵岳母，北平知名酒肆的老板娘，那个教会朱妈妈包天津包子的老人家，她的乡愁，简单而悲伤。大限将至，却被迫逃难远离故土，然后客死他乡。她的乡愁，是《宝岛一村》里的第一种乡愁。 老赵、老朱、老周、赵妈妈、周妈妈们对海峡那边故土和故人的怀恋，是第二种乡愁，一种大时代胁迫下，个体毫无抗争之力的悲剧式的乡愁。这是动荡年代最常见的乡愁，也是我眼中最畸形的乡愁，像是一棵树被连根拔起移植去了别的地方，它的根须具在，却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它还是原来那棵树么？这些1949年迁移去了台湾的大陆老兵，伴随他们的一生的对故土的怀念，在第二代眷村人出生后，却又渐渐混杂进了，对这个孕育出他们下一代新生命的宝岛上的小小眷村的乡情。就像老赵说的，“宝岛一村就是家”。他们生活的地方变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变了，他们的人生变了，他们的故乡呢？似乎也在改变着，由一个，慢慢变成了两个。 于是，当后来宝岛一村拆迁，他们的乡愁也终于由一个变成了两个。 宝岛一村的第一代原住民，大毛、大牛、二毛、大车、小毛、周胖，他们也有自己的乡愁，而且是两份乡愁，同他们的父辈很像，却又不同。他们一方面继承了父辈的乡愁，像继承了基因一般。大陆上的那个故乡，是父辈们在茶余饭后，在逢年过节，在酒后，在深夜，在有意与无意间强行印刻在他们脑袋里的。而另一方面，这座见证着他们出生长大，承载着他们青春叛逆的眷村，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乡，而离开这座故乡，造就了他们自己的乡愁。大牛、大毛、二毛、小毛们的离开家乡，其实再正常不过，子女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这是自古有之的事情，而到了工业时代，人的流动更是变成了社会的常态，于是背井离乡的乡愁自然也成为了这个时代再正常不过的一种情感。大牛踏上去往美国的轮船，直到最后宝岛一村被拆除时才回来，大毛和他差不多。周胖去了美国读博士，便彻底抛弃了那个令他青春期无比痛苦的继父的家庭。小毛和二毛倒是经常回到宝岛一村，可是，也不过是吃个饭住一晚而已。父辈们因为时代，因为战争，因为政治而无法归家。如今小毛们不再被战争和政治所左右，可是背井离乡仍然成了绝大多数孩子的命运。于是，对于小毛们来说，那座将要被拆除的宝岛一村，和海峡那一边，他们父辈的故乡，终于慢慢重合，成为他们只留在他们记忆中的故乡。这份由二化一的乡愁，是第三种乡愁。 最后一幕，当死去的老赵，在宝岛一村拆迁的前一夜，在老邻居们欢聚一堂的那一夜，突然出现，对小毛念出了那封被他遗忘在老房子里的那封写在小毛满月之日的信时，我终于也在黑暗中成为了默默流下眼泪的观众之一。家就是宝岛一村，宝岛一村就是家。离开家，就有乡愁，有乡愁，就意味着我们拥有着一个家，拥有着一方故土。赵妈妈拆下“宝岛一村99号”的门牌，因为担心老赵将来找不到新家。这一刻，老赵的故乡，变成了那个生活着他的妻子儿女的家，他的乡愁，就是那一方小小坟墓，他在里头，家在外头。全剧落幕前，我看到了第四种乡愁，横在生死之间的无尽的乡愁。 乡愁不仅无尽，而且永存。套用徐克的话“有人的地方就有乡愁”。就像最初的人类从非洲大陆走向世界各地；像五胡入华；像宋人南迁；像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像王伟忠离开嘉义，来到台北；像赖声川从美国回到台湾；像我们因为学业工作或者任何理由而来到一座新的城市；像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去我们生活过的那间客厅，那间卧室。我们离开过去，我们创造现在，然后看着新的生命离开他们的过去，创造他们的现在，看着生命延续，看着未来一直在我们眼前。 乡愁不仅是艺术作品永恒的主题，也是生命的永恒主题。 几句题外话： 小毛们的乡愁我最熟悉。我也是一个一直离开故乡的人，而我的爷爷与外公，他们那代人，则像老赵们，是拥有第二种乡愁的一代人。我的爷爷是河南许昌人，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家乡，带着我奶奶来到郑州，然后生下了我的父亲。爷爷几乎没怎么回过他生长的故乡，至少在我有记忆以后，一次也没有回去过。我的外公是湖北松滋人，年轻时候赶上抗日战争的末端，一边躲日本人一边一个人跑到武汉求学，然后上了军校，跟着部队来到河南，遇到了我外婆，生下了我母亲，从此在开封落叶生根，再也没有回过松滋。2000年左右，我们陪着外公去了趟武汉，见了几个旧友，外公想回松滋看看，但是最终没能成行。从此，直到外公去年去世，老人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过故土。外公常跟我讲他小时候的事情，讲松滋的山和水，讲他小时候如何过新年，如何下河抓螃蟹，如何在夜晚捉黄鳝。我的爷爷与外公，他们是有根的一代人，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真正从家乡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农作物一般。而我不是，我填写各种资料时，籍贯是许昌，出生地是郑州，我中学在开封我母亲的故乡，大学跑去了广州，如今又在北京生活。也许几年后我又会更换一座新的城市。我离开的故乡的岁数未必比我的爷爷与外公们小，然而故乡和我之间的羁绊，却远远弱于老人家们。我一直觉得像我在城市生长大的孩子，在楼房中长大的孩子，在钢筋水泥中长大的孩子，就像是如今城市中人们最爱的绿萝，是得不到土壤的植物。我们寻着自己的根，也未必便能找到故土。《宝岛一村》像《暗恋桃花源》一样，给我心头来了一记闷拳，不仅写作，生活也要找到根，无论是黄土地里麦子高粱和根须，还是玻璃花瓶的水中，同样拼命生长的绿萝的根须。